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年8月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里，我爱人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太丰富了!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机场登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而是把中国——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无名之辈：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和搬运工……我同他们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侃大?山……?当我十年之中三〖JP2〗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来喝来聊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问：“你干吗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整个儿“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文学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趣”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绝对非文学性的人生乐趣。
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我一个人存在，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网络中同我发生关系的人有爱我的，也有恨我的，我的心灵对于爱和恨以及其他的外来情感冲击都有足够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丰富着自己的体验与情感，并且我惊喜地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有着那么多不受外界干扰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尽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们，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更新创造，并创造得更好的激情与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自信。
在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第613页，由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在第800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个刘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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