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你的感觉。”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的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画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回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客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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