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末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
“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
“当然牺牲个人。”
“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
“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撅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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