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遵守承诺，也出于好奇，回到深圳，我暂时搁置原来的创作计划，先去沙井。
按照惯例，我要先去镇委，找镇委宣传部。对了，沙井过去是镇，去年实行农村城市化之后，深圳没有农村了，镇政府变成街道办事处，镇委改成街道工作委员会，但不管名称怎么变，宣传部没有变，部长没有变，还是赖部长，我们认识，去年在万丰村搞一个活动时候认识的。
我去过沙井，但只去过万丰村，没有去镇政府，也就是没有去过现在的沙井街道办事处。事实上，沙井街道办事处比我想象得远，我以为办事处就在107国道旁边，其实离国道蛮远，万丰都过了，还没有到。我一路开车一路注意路边的指示牌，结果镇政府或街道办的指示牌没有看见，却看见“爱心一族”的指示牌。我眼睛一亮，像是在异地他乡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想，难道这就是曾柳英的那个爱心一族？
不管是不是，先去看看再说。
一去，果然是。
曾柳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太太。蛮精神，不显老。而且当地人也不喊她老太太或老妈妈，而是喊她“英姑”。
好一个“英姑”，太准确了！英姿飒爽的样子，比称呼“奶奶”或“妈妈”形象多了。我突然感悟，老百姓比文化人更直接，而且常常因为更直接而更准确，眼前的这个曾柳英，明显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英姑”，而不是记者或作家笔下的“曾大妈”或“曾奶奶”，甚至也不是“爱心妈妈”。
入乡随俗，我也就立刻喊她“英姑”了。
按照心中的计划，我只跟英姑谈两个问题。一是问她是怎么想起来做好事的，二是问她怎么入党的。这样安排既可以让我避开其他文化人询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老套路，又可以对贵州毕节市委宣传部的老吴同志有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朋友之托吧。
英姑显然是第一次接受我这样的访问，不太习惯，不知道怎么说，不晓得从哪里说起。
我决定启发她。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好事的？”
我这样一问，她就好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准确。
“1964年。”英姑说。
“那时候你多大？”我问。
“17。”英姑说。
英姑告诉我，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给她的感觉是天天有人生孩子，而且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基本上就是在家里生，经常出现“一死两命”的情况，就是母子双亡的情况，于是，大队书记就找她谈话，说她初中毕业，有文化，人也灵光，想让她当接生员。
“你愿意了吗？”我问。
“不愿意，”英姑说，“不敢。自己还是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害怕，哪敢做这个呀。”
“后来呢？”我又问。
“后来书记做工作，说这是为人民服务。”
“你愿意了？”
“还没有，”英姑说，“还是不敢。”
“再后来呢？”
“再后来书记又做了我妈的工作，我妈让我去了。”
“你妈怎么说？”我问。
“妈妈说这是做善事，应该去。为了不再发生‘一死两命’，应该去。”
“所以你就去了？”
“是的，所以我就去了。”
“你妈妈是党员吗？”我问。
“不是，”英姑说，说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妈妈吃斋信佛。”
“她对你的成长有影响吗？”我问。
“有影响，影响很大。”英姑说。说得很肯定。
英姑告诉我，她生于1947年农历2月19，妈妈说这天正好是观音菩萨的生日，所以从小就要她多做善事。英姑说妈妈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土改那年，农民去地主家分东西，别人都要衣服要家具要农具要牲口，只有她妈妈抱回来一尊观音菩萨。那时候英姑刚刚记事，好像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情，所以印象特别深。
英姑还说她妈妈就总喜欢做善事。新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做饭，她妈妈就主动去帮着当时叫做“宝四区”的政府做饭。
“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问。
“1966年。”英姑说。
英姑告诉我，经大队书记和她妈妈的一致做工作，1964年，初中毕业的曾柳英成了当时被叫做上星大队的义务接生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被派到沙井医院学习了20多天，成了正式的接生员。1965年，由于她工作态度好，技术精，亲手挽救了不少生命，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于是，被推举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兼团支部书记，次年，英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曾柳英刚刚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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