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忠悄悄的揩掉额头上的汗水。
“唉！这黑锅该我背定了呀！”刘教员摆出一副要哭的脸。
“老刘，你别着急，咱总要把这事追出来。”
“这件事，咱看没追头，咱全明白，等会儿就找张裕民去，咱可得全告他。哼，咱老早就看在眼里了，这几天有人可忙得厉害，起早睡晚，鬼鬼祟祟尽不干好事。”老吴点着头，眨着眼，露出一副得意样子。
“你说谁？”李昌还不明白他的意思。
老头子却调皮的说：“你还不明白？只要你答应咱，把这些人押起来，我准告诉你，你说，押不押嘛！”他笑笑的望着走到一边去了的任国忠。刘教员也给李昌使眼色，李昌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只说：“赶紧再去写吧，你有没有写好的稿子？”“有，有，有，”刘教员又恢复了适才的高兴，“咱老吴肚子里多着呢，他是出口成章，比曹子建，就是那个曹操的儿子还不错呢。哈……你们要文章，难，假如只要炸弹，倒容易，咱们这里就制造它，一点就着，哈……”
任国忠执行钱文贵的主张，利用黑板报去告密李子俊的企图失败了，但李子俊的突然逃走，却扇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纭。当李兰英给她爹送饭到园子里来的时候，才引起那看园子老头李宝堂的注意。宝堂说：“五更天还在这里的嘛，卖果子的走了才没有看见他，咱只当他回家里去了，兰英呀，他没有回去么？”
小孩一直急得摇头。沿路的人，都看见这孩子疯了似的直往家跑。有人还在旁打趣说：“像死了娘，她奔丧去呢。”
李宝堂也走回村子，把这事告诉了他侄子，侄子告诉了邻居，慢慢这事便传开了。有些佃户着了急，悄悄的去告诉干部。街头上又有了闲蹲在那里的人，合作社的门口，常常聚着一群群不买东西的，有人说：“地主都跑了，还改革什么？”也有人说：“天天开会干响雷，不下雨，造反还有个不动刀枪的？”更有人嘲笑张正国：“张大哥，你们民兵爬灰去了？”但也有人悄悄的说：“李子俊是个孱种，受不起吓唬，这是有人吓唬了他，说这次改革，第一就该改革他，他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另外人也说：“这些话咱们也听到，说斗争就从他斗争起咧。”不管怎样，大家是增加了对他的愤恨：“谁说这小子老实！嗯，自从听说要改革，他就天天躲在园子里卖果子。从前他大把大把的钱送给特务，送给汉奸，送给那些有钱的人，他不心痛，如今一听说改革他土地，他就溜了！溜了你就别回来！走了和尚走不了庙，看你有本事守得住那点地，你一走咱们就不敢动你么？”并且有人到农会去说：“说不定把红契都带走了。”
农会对这事也慌了起来，马上就要派佃户去拿红契。郭富贵的父亲郭柏仁也被叫了来，他毫无主张的坐在合作社里间的炕头上。程仁在底下走来走去，时时在一个瓷壶里倒水喝，他问：“郭大伯，你种他那八亩地多少年了？”有些佃户还不愿意去拿红契呢。农会用过一些命令，他们口头答应，却又自己下地去了。农会不得不一个一个去说服。
郭柏仁屈着手指，算了半天，答应道：“十二年了。”
“你一年交多少租？”
“咱种那地是山水地，租子不多，以前是一亩三斗，这几年加成四斗半了。”
“为啥要加租子呢？”
“地比以前好了。这地靠山边，刚租下来的时候，石头多，土硬，从咱种上了，一年翻两回，上粪多，常挑些熟土垫上，草锄得勤，收成可比前几年强。”
从外间屋子里走进来的张步高，看见郭柏仁那老实劲，忍不住说道：“那么，依你说加租是应该的啦！”
郭柏仁只用眼对他翻了几翻。
程仁却耐烦的继续问下去：“你一亩地打多少粮食呢？”“你还不清楚？这还有准？年成好一亩打个六七斗；要是天旱，四斗五斗收不上呢。”
“郭大伯，你日子过得啥样呢？”
“啥也不啥。”他拉出一副微笑的脸。
这时走来他儿子郭富贵。郭富贵站在门口望着他爹，说道：“爹呀！哪一年咱不闹饥荒？一年四季你吃了啥正经粮食？豆皮，麸皮，糠皮，就断不了。咱们炕上那床破席，铺上你那边，铺不上咱这边。你还说是‘啥也不啥’，牲口也比你过得像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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