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后，那位中国地震局的领导既没有和北京市地震局的任何领导就该款的情况打过招呼，也从未说过这笔钱归杜甫来使用。因为那位领导觉得，既然是下拨的款项，北京市地震局如何使用，他就没有必要过问了。
这笔钱成了上边不说，下边不问的钱。也就是说，这笔趴在北京市地震局账上的30万元，除了杜甫来之外，别人谁也不知道用于哪方面的支出。
这个时候，区区30万元变成了杜甫来面前巨大的诱饵。他侥幸地以为，自己带来这30万元既然上下都没有通气，自然就应该归自己支配。但是，杜甫来并不想把这笔钱用在公家身上，他想一口吞下这笔钱。他认为，自己带来的钱，就应该自己“花”。
30万元趴在账上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把钱“花”出去。怎么顺理成章地“花”这笔钱呢，杜甫来很快想起个体包工头傅老板，这个傅老板挂靠在一家建筑公司，曾在中国地震局做过一些装修类的小工程，跟杜甫来打过几次交道。
2001年底，杜甫来把傅老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做个30万元的工程预算和合同。杜甫来说：“马上到年底了，中国地震局下拨了一笔钱，年底花不出去的钱中国地震局就要收回了。你做个30万元房屋翻修方面的预算，我把钱汇给你，你再提出来给我，至于活儿怎么干，明年再说吧。”随即，杜甫来跟傅老板讲了具体工程等内容，工程地点是牛栏山地震台。
杜甫来在北京市地震局分管基建等工作，傅老板自然需要杜甫来的“关照”。他很快让预算员做了一份30余万元的工程预算书交给了杜甫来。不久，杜甫来给了傅老板30万元的支票。傅老板把支票存在自己的个人账户里，并按杜甫来的要求，从他挂靠的建筑公司开了一张30万元的发票交给杜甫来报账。
但是，这个傅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会白帮杜甫来这个忙，他告诉杜甫来，开发票要交大约3万元的税。杜甫来急于拿到现金，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支票入账20多天后，傅老板还指望杜甫来能给他点活干，所以他一直拖着不给杜甫来钱。杜甫来见傅老板不够“开窍”，只好打电话让傅老板准备10万元现金急用。傅老板之后凑齐了10万元钱交给了杜甫来。过了两个月，傅老板还是不主动，杜甫来毕竟做贼心虚，只好再次打电话催要，傅老板第二次给杜甫来10万元。这时候，傅老板似乎也看出点什么了，他一直催着杜甫来给他点工程干干，杜甫来随即让他再拿最后的7万元。傅老板觉得自己该开口要活干了，于是他拿着最后的7万元跟杜甫来在一个小饭馆见了面，两人一起喝了一场酒，傅老板还提出让杜甫来给点活干，杜甫来终于勉强答应了。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傅老板分3次共交给杜甫来27万元。但在此之前和以后他再也没有与北京市地震局签过其他合同，也没有做过北京市地震局的任何实际工程。这次30万元的“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合同也只是虚签的，工程并没有实际发生。
而杜甫来从傅老板那里拿到发票之后，立即把计财处长叫到办公室，把合同、预算书和30万元发票交给计财处长，让他到财务把账报了，计财处长就按照杜甫来的要求报账了。
天衣有缝，贪墨官员变成倒霉蛋
按照北京市地震局的财务规定，动用这笔款项，就必须在局务会上讨论。支出这笔款项要有主管局长的签字、工程预算书、工程合同，且均要提供给计财处备案存档。但是，这笔支出并没有在局务会上讨论，只靠杜甫来自己的签字，就顺利报账了。
报账意味着工程已经完工了，平账了。因为这30万元支出没有上过班子会，此后几年杜甫来也没有向班子会汇报过。从2003年起，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工程开始招投标和后来几次实际施工，都是杜甫来负责，但这些项目的几次维修工程也都不是傅老板干的。杜甫来从此再也没提那30万元的事情。后来北京市地震局领导班子调整，局长是新来的，更不了解情况，杜甫来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杜甫来以为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但他没想到凡是衣服都有缝。2005年11月3日，杜甫来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检察院正在查那笔30万元的去向，杜甫来顿时慌了手脚。他立即找到一位好朋友说：“我2001年拿了单位30万元，要不我自首去吧？”接着，慌慌张张的杜甫来又说：“要不我先把钱还上，然后再投案自首怎么样？我现在钱不够，最少还差20多万元，你赶紧帮着凑点钱吧。”这位朋友连忙说尽量想办法帮忙，随后这位朋友就找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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