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宁有所不知的是，刘红菱的母亲王敏琴对于女儿此前的恋爱曾经参与过多次。因为王敏琴认为自己和老伴没有正式工作，将来肯定还要靠女儿女婿养老，所以不仅要为女儿找个能赚钱的老公，最重要的是要招个听话的上门女婿。而来自农村、收入高且一表人材的陈文宁无疑是个合适的人选。
刘红菱从小就是一个本分听话的孩子，遇事都由父母做主。其实，在认识陈文宁之前，刘红菱曾经跟大专时的同学李伟峰热恋了很久。李伟峰的父母都是下岗多年的北京市普通工人，他毕业后到一个事业单位当了个小办事员，月薪不到2000元。王敏琴自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她果断粗暴地拆散了女儿的这段恋情。刘红菱虽然也寻死觅活过，但最终还是拗不过母亲。
当李伟峰得知刘红菱最终找了陈文宁时，曾愤恨地对她说：“你去找你的小白领吧！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好。”刘红菱当时以为李伟峰只是说说气话而已，没想到不久后，李伟峰真的从单位辞职了，与人合伙办起了一家公司。此后，他远离了刘红菱的生活。
2000年10月1日，在王敏琴的催促下，认识不到半年的刘红菱和陈文宁结婚了。婚后，王敏琴以省钱为由，让陈文宁退掉他在朝阳区的出租屋，和女儿一起住到海淀区他们那套政府还建的三室一厅住房里。这样一来，陈文宁上班一个来回就要三个多小时，但是考虑到岳母的好意，他没有提出异议。同时，陈文宁认为，自己在北京人地生疏，婚后岳母一家就是自己的亲人，所以他按照岳母的意见将财权交给妻子，自己只留一点零用钱。刘红菱从小依赖母亲，如今丈夫拿回来的钱她都悉数存到了母亲的存折上。当陈文宁弄明白了这点后心里很不舒服，对妻子说，他们按月交付生活费就行了，没必要把钱都存在一起，到时恐怕会引起一些矛盾。刘红菱便把丈夫的意见告知了母亲，王敏琴对女婿的意见不以为然，多次对小两口表白说：“我和你爸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以后这个家所有的财产还不都是你们的，还分什么你我啊。我帮你们把钱存着，还不是怕你们乱花了！”
陈文宁见岳母这么说，也不好再坚持经济分开了。作为工作在CBD商圈的白领阶层，他有不少应酬，而国贸一带的消费水平都比较高。这样一来，他的零用钱一般只能支撑一个星期，有时候请上一次客，兜里就见底了。这个“毛病”很快被岳母发现了，她让女儿控制一下陈文宁的花销。此后刘红菱比较留意陈文宁的口袋，见他兜里钱多了就拿出来，少了就补上，一般只保持在500元左右。刚开始，陈文宁觉得妻子是在关心自己，感觉省心又满意。可是慢慢地，刘红菱在金钱上的控制让他捉襟见肘。他私下里找她要钱，可没想到，妻子在岳母的指示下，不仅埋怨他一番，还将他的零用钱降到200元。陈文宁心里十分窝火，因为置身于别家屋檐下，他也只得忍了下来。
新婚的甜蜜很快过去，日常琐事便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陈文宁很快就发现上门女婿的处境不是那么简单。在这个家庭里，岳母是个絮絮叨叨的女人，刘红菱独立生活能力差，且凡事都听父母的。王敏琴事事过问的一些精明做派虽然让陈文宁看不惯，但为了家庭的安宁，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除此之外，陈文宁的一些生活习惯成了岳母隔三差五数落的内容。王敏琴总是批评陈文宁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而陈文宁和刘红菱偶尔争辩两句，王敏琴也一味偏向着自己女儿。这让陈文宁觉得自己在刘家低人一等，不满和矛盾开始种下了根。
爱女心切，压抑的屋檐下不满如影随行
2000年年底，刘红菱怀孕了。在母亲的游说下，刘红菱干脆搬到母亲的房间里，以保护胎儿为由与陈文宁分房而居，这让陈文宁很痛苦。有很多次，陈文宁想跟妻子亲热一下，但在岳母面前都欲言又止，一种失落的感觉便萦绕在他的心头。
2001年9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王敏琴老两口乐不可支，尤其是王敏琴觉得，现在老刘家也有了延续血脉的“香火”，她自作主张想让孩子姓“刘”。争吵，不可避免地开始了：陈文宁认为儿子姓“陈”天经地义。可王敏琴觉得陈文宁太封建了，孩子跟谁姓都是他们的孩子，索性不如姓“刘”。陈文宁愤懑地质问岳母：凭什么要说他封建，其实岳母比他更封建。而岳母的还击更是让他怒不可遏：“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已经是刘家的人了，所以孩子就得姓刘。”此时刘红菱尚在坐月子，陈文宁毕竟受过高等教育，觉得和岳母硬来搞得家里鸡犬不宁，会影响妻子身体。当务之急就是得尽快在城里另觅住处，带着妻儿住过去，这样孩子的事他就可以做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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