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两点多，吴某拿来了盖好章的支票。成敬问他章在哪里？吴说毁了。第二天早上，成敬和陆锋拿出吴某做的支票仔细研究。成敬见章的油印特别厚，不像是盖上的，像是用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上去的。随即，成敬叫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同案人员沈恺平，问他：“你能把支票上的章弄到一张纸上吗？”沈恺平说：“试试吧。”沈恺平不愧是电脑高级工程师，他先用扫描仪将印章和人名单扫进电脑，进行修补，很快打印出来，交给成敬。成敬恍然大悟，说：“跟弄相片似的。”陆锋说：“我有个旧支票，拿来试试。”说着，打电话让自己公司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拿来昆氏公司的一张旧支票。沈恺平用同样方法扫描下昆氏公司的财务印章和陆锋的个人名章，将这两个章打印到他们找来的一份银行支票购买凭证上，陆锋让曹尊钢去银行买支票，很快就买回来两本昆氏公司的支票。沈恺平用打印机将章打到支票上，成敬、陆锋看到后，感觉不错。陆锋不无庆幸地说：“这下没问题了，只要有承诺书，哪个行都能做。”
此后，他们就大胆地甩开“口子”，让存款单位出具存期一年的承诺书，并要求在承诺书上加盖单位财务印章和法人的个人名章，名为保证，实为得到这两个章，便于他们伪造。然后，通过电脑技术伪造支票购买凭证购买支票，再用伪造的支票划走存款单位的钱。这就是所谓的“飞单”。20世纪90年代末，京城出现了“飞单”名人，成敬和陆锋就是其中的“枭雄”之一。
为了能做出更精确的伪造支票，陆锋和成敬花5万元买来精雕机，要沈恺平学着使用。他们越做越熟练，有时头一天做了支票购买凭证，第二天，钱一到账就买支票，造好假支票，第三天就划走存款。尽管轻车熟路，细致的陆锋每次都要公司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或自己将章仔细比对，并在买支票之前先打个电话。当然，有的单位也是很精明的，在承诺书上只盖半个章。他们就再找“口子”，拿银行的预留印鉴卡。
在整个“飞单”搞钱过程中，陆锋、成敬负责组织决策，指挥分工，决定被骗资金转入的账户，分配同案人员的分赃数额和支配赃款的使用，并支付存款高息和中间人的好处费；张重德则在存款单位和中间人间穿针引线，与对方谈判存款数额、存款期限，指定开户银行，取得预留印鉴卡或承诺书，并经手支付高息；沈恺平受成敬指使负责在各种银行手续上复制印鉴章；其他人，如莫小军、张小龙、陈杰则分别参与相关诈骗活动，与存款单位谈判，假冒存款单位财务人员购买凭证或支票，办理转账手续，从银行获取印鉴卡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1997年10月至1999年9月，被告人陆锋、成敬、张重德、沈恺平、张小龙、莫小军、陈杰等人分别结伙，大肆进行票据诈骗犯罪活动。其中，张重德受陆锋指使，参与了陆锋等人组织的票据诈骗犯罪，并另行与莫小军等人共同实施票据诈骗；沈恺平受成敬指使，参与了成敬等人组织的票据诈骗犯罪，主要负责复制印鉴、伪造银行票据和凭证。被告人成敬参与票据诈骗17起，未遂1起，诈骗人民币1.25亿余元；被告人陆锋参与票据诈骗12起，诈骗人民币7000余万元；被告人沈恺平参与票据诈骗16起，未遂1起，诈骗人民币1.2亿余元；被告人张重德参与票据诈骗9起，诈骗人民币4900余万元；被告人张小龙参与票据诈骗1起，诈骗人民币1999万元；被告人莫小军参与票据诈骗1起，诈骗人民币997万元；被告人陈杰参与票据诈骗2起，诈骗人民币1496万余元。
银行追贷，牵出京城亿元诈骗案
如此疯狂作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还要从1995年说起。1995年9月，中恒公司将办公地点迁至北京市市政某公司院内，两公司合作开发南洋大厦。1996年4月，市政某公司决定在朝阳一块自用空地建设住宅小区。在盖4号塔楼时资金不足，陆锋提出由中恒公司出资建设，双方签订联建协议：“4号联建楼，市政某公司出地，负责施工；中恒公司支付总投资人民币6686万元(后追加封阳台人民币162万元，合计人民币6848万元)，投资价一次性包死，不受政策性调价影响。该楼建成后归中恒公司所有，市政某公司在政策条件具备时，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建成后，市政某公司使用总建筑面积的45%，中恒公司占有总建筑面积的55%。”到1997年11月竣工时，中恒公司已实际投资人民币6750万元，尚欠工程款人民币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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