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正勇点点头，表示支持戴向军的观点，说一定要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创新，具体到一个新企业的新业务拓展当然更应该创新，如果不创新，那么还不如原来的三大寻呼台多增加一些接口算了。
“能说具体一点吗？”柯正勇要求道。
“具体做法是入户送机。”戴向军说。
接着，戴向军就详细汇报了“入户送机”的操作方案。简单地讲，就是用户在办理天安台的入户手续时，只要一次性交纳一年的服务费，传呼台就免费送给用户一个传呼机。
“我想把这个优惠条件在天安寻呼正式开业的第一天就推出，”戴向军说，“我相信，不用宣传，第二天用户就会挤破门槛。”
柯正勇略微思考了一下，立刻就再次点头，表示他也相信。不过，他也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心，担心这样一来传呼台不是赔本了吗？
戴向军说：“不会的，第一，这个做法具有广告效应，节省下来的广告费可以冲抵传呼机本身的一些费用；第二，世面上的传呼机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而我们直接从厂里大批量进货，实际价格并没有用户看到的那么大；第三，我们预收了用户一年的服务费，在资金无偿占用问题上也弥补回一些；第四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增一家新寻呼台后，南都寻呼业新一轮的价格战肯定会再起，服务费肯定会降低，而在赠送传呼机的时候已经与用户签定了一个合同，一年之内，无论行业服务费是上升还是下降，预收的服务费都不增加或减少，这个条款看似对等的，其实服务费上涨是不可能的，而下降是肯定的，所以，从总体上说不会赔本。”
柯正勇虽然不是做经济工作出身的，但早南都这块商业热土上耳闻目睹，基本上已经变成商业内行，现在听戴向军这样一说，他马上就理解了，相信从战略的角度看，“入户送机”其实并不吃亏，但他还是有些担心。
“不过，这样一来你们首期投入就很的呀。”柯正勇不无关切地问。
这一问真亲切！戴向军说了半天，绕这么大弯子，等的就是这句话！
戴向军先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告戒自己要继续谨慎，然后顺着老首长的话说出自己的想法。说老首长已经完全掌握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了，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比他强，他刚开始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真要做事情了，才发现这个问题，要是早点向老首长请教就好了等等。说到最后，他请老首长给他出主意，看怎么样能迈过这道坎。
柯正勇听戴向军这么说，就真思考起来，并且还真想出了几个办法，比如跟别人合作呀，争取财政支持呀，向银行贷款呀等等。
戴向军听得非常认真，最后，根据柯正勇想出的这几个建议，认为只有向银行贷款比较可行。与别人合作，需要经过华安集团同意，而如果依总知道我们资金不足，还需要和别人合作，肯定后悔让我们挂靠，一生气，把已经发出来的文件再收回去也不一定，至于财政支持，他戴向军是没有这个本事，肯定要麻烦秘书长费心，费大心思，他不忍心，而只有银行贷款最切合实际。
戴向军分析得入情入理，柯正勇当然提不出任何相反的意见，并且还为戴向军事事替首长考虑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向银行贷款。
此时柯正勇政府秘书长的职位已经扶正，在某些场合，他是可以代表政府说话的，由他牵线，当然比那个在银行当保卫处长的战友管用多了。
有秘书长的牵线，加上戴向军财大气粗的做派，很快就和行长找赵新民混熟了。赵行长表示希望与戴向军合作，并且很快就提出了具体的合作条件。第一，天安公司立刻在该银行设立总帐户，并保证在他们行办理结算；第二，要华安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关于第一个条件，戴向军立刻就答应了，至于第二个条件，他知道根本就办不到。但他没有立刻否定，而是说回去请示总公司。戴向军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上次在北京的经历给了他这样一个信念，有时候看似走不通的路，只要缓和一下，说不定就能走通了。所以，他才没有对赵新民说担保不可能，而只是说向总公司“请示”，但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请示”，而仅仅只是争取一段缓冲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保持与赵行长之间的亲密接触，继续扮演着豪爽、有钱、有背景的样子，终于进一步赢得了银行方面的好感与信任。这时候，没有等戴向军自己说，赵新民就主动提出了通融办法，说如果异地担保实在太麻烦的话，也可以采取实物抵押的办法。戴向军不耻下问，什么叫实物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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