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周柏林，在德国留学把人学傻了，说话不会绕弯子，难怪在南国和吕凡凡相处得不是很理想，到了天安，还是这样，幸好，天安实际上是戴向军的私人企业，老板戴向军只注重实际效果，并不太在意他的说话方式，所以，以上这番话戴向军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也没有生气，他甚至认为这就是自己与周柏林的区别，或者说是自己这样的老板相对于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优势，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而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当老板？就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习惯性地把困难想在前头，而且想得很仔细，看上去像是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实质是前怕狼后怕虎，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戴向军看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想得太多太仔细，太怕冒风险，那么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比如当年红军飞夺卢定桥，如果让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讨论，讨论到最后肯定是两个字：放弃。戴向军是军人出身，干工作不讲条件，只认目标。现在，他就认准这个目标了，不管周柏林说什么样的泄气话都不能动摇他。
戴向军自己给自己打气。他心里想，正因为别人都办不到，一旦我办到了，那才显出我独特的优势。等气打好了，他对周柏林说：“能不能申请到中继线是我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拟出具体方案来，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方案需要多大的投资，能为公司节省多少成本。”
周柏林回答：好。
周柏林走后，戴向军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这才感觉到自己困，想睡觉。看了一下时间，才中午，想着现在如果去见吕凡凡，一定是没睡醒的样子，不如干脆先睡一觉再说，反正昨天的复机说今天回来，中午算今天，下午也算是今天，甚至晚上还是算今天。对，干脆晚上再和她联系，造成一种晚上刚刚从香港赶回来的样子更好。这么想着，戴向军就暂时关掉传呼机，睡觉。
明明很瞌睡，却睡不着。老是想着中继线的事情。想着周柏林这人说话虽然不中听，但中用，一下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申请到中继线，再好的设想也等于零。戴向军想，没准不会说话的周柏林已经给我这个当老板的留面子了，我这个想法可能他们早就想过，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泡汤罢了。“他们”？戴向军又想，是不是也包括吕凡凡？是不是吕凡凡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放弃了？吕凡凡的南国传呼是南都邮电和电信部门的亲儿子，他们都申请不到，难道我就一定能申请到？当然，我有后台，我的后台是华安集团，但华安集团真有那么大的神威吗？就算真有那么大的神威，依总就一定能听我的吗？依长征这个人看上去随和，笑吟吟的，但笑并不代表他认同你的观点，更不代表你提出的要求他答应了。想当初自己为了争取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说得天花乱坠，依长征一直在笑吟吟地听，可听完了之后，不是客客气气地把我打发回来了吗？
戴向军回想起这三年和华安集团的合作，虽然确实无偿地为华安集团承担了南方接待站的工作，但事实上接待任务并不多，换句话说，自己并没有为集团公司贡献多少，如果现在自己突然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弄得不好反而提醒依总了，感觉他这个南方工作站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取消了，不让天安挂靠了，那么自己不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戴向军彻底睡不着了。一屁股坐起来，点燃一根烟，把烟灰缸从床头柜拿到床上，抽起烟来。
按照戴向军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目中的分量，主要取决于自己能被对方利用的价值，现在自己想利用华安集团来帮天安申请过境中继线，关键还是看自己的天安公司有什么可以被华安利用的价值，如果没有，干脆想都不用想。戴向军想了半天，除了所谓的南方工作站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价值来了，而作为南方工作站的价值已经被利用过了，要不然，凭什么依长征同意我挂靠在大名鼎鼎的华安下面？已经被利用过的价值就不能再被利用了，天安必须对华安有新的价值，才有可能使依长征为天安提供新价值。但是，对于华安集团来说，天安能体现什么新价值呢？戴向军呆呆地坐在床上想了半天，烟都抽了半盒了，也没有想出一个能与中继线对等的价值出来。
戴向军从床上起来，上厕所，洗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得不承认周柏林说的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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