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对陈四宝都如此，那么对其他合作者当然更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柯正勇被他搞糊涂了，不知道戴向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样才行。直到最后，戴向军才亮出他的底牌——想拿“南都红楼”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柯正勇明白戴向军的真实目的了。但同时也感到脑袋大了。柯正勇知道，如果要想用“南都红楼”向银行贷款，首先就必须让度假村合法化，而这个度假村是当年经济过热的产物，还没有完成国家政策就变了，所以手续并没有完善。别的不说，单就改变土地用途这一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走关系，还需要补交差价。
“钱没有问题，”戴向军说，“我可以先在流动资金上挤一点，等贷款一下来再补上。”
柯正勇在吸烟，没有说话，他发觉自己已经被戴向军套住了，想帮他得帮他，不想帮他也要帮他，否则，分分钟都可以进牢房。
柯正勇忽然发现自己很不合算，老革命了，是党的人，只要不死，每月都有退休金，而且退休金随着机关干部的工资调整不断地向上浮动，总能保持体面的生活开销，即便死了，也没关系，连火葬费都由公家出，心安理得，既然如此，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柯正勇想，闹得成天不得安宁，提心吊胆，而且还像是戴向军这小子的马仔了。
“要不然这样，”柯正勇说，“那笔提成在我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先给你救急。”
柯正勇说的诚恳，丝毫看不出是想给自己解套的样子，但是，戴向军马上就晓得他是什么意思了。
“那怎么行，”戴向军说，“公归公，私归私，不能公私不分。公司就是再困难，也不能花您顾问的钱。怎么，您怕有后遗症呀？”
“那倒不是。”柯正勇说。
“是也晚了，”戴向军说，“一码归一码。业务提成是合法的，您大可不必担心。假如真不合法，您退了也不能脱得了干系，说不定反而扯出麻烦来。哎对了，陈四宝现在在香港专门做金融服务生意，您要是不放心，我帮您把那笔提成转移出去，毛毛快拿到绿卡了吧？如果有这笔钱，直接可以申请投资移民，您也可以随时到国外享福去。”
柯正勇知道自己脖子上的套解不掉了，而且越勒越紧。既然如此，不如接受戴向军的建议，通过陈四宝的地下钱庄把那几百万的“业务提成”转移到国外，自己再卖一下老资格，帮着戴向军把度假村手续补齐了。一不做，二不休，一个几百万是死，两个几百万也是死，总不能枪毙两次吧，所以，不能白帮忙，这次不用戴向军“孝敬”，柯正勇自己就开出了条件——事成之后，直接把“特别顾问费”打到他儿子毛毛在国外的帐户上。
“没问题。”戴向军说，“绝对没问题。一切按老首长的指示办。”
虽说没问题了，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问题出在戴向军并没有把“南都红楼”的产权办在天安公司名下，而是另外成立一家公司，天佑实业，并且这家新公司天佑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不是戴向军，而是他弟弟。这无疑又给柯正勇的工作增添了难度。因为如果直接办在天安公司的名下，柯正勇还可以打华安牌，利用“华安”这个吓人的名字开路，工作好做许多，现在突然冒出一个不知名的所谓“天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让柯正勇把度假村办在这样一个私人企业名下，工作难度和事后风险都增大了许多。
戴向军提出增加“顾问费”，柯正勇摇头，说不是费用问题，而确实是他的能力有限，既然你愿意花钱，不如另找其他人想想办法。
戴向军感觉到柯正勇对他有情绪了，不能逼得太急，做了让步，先把“南都红楼”办在天安公司名下，实现合法化，然后再过户到他弟弟当法定代表人的天佑实业公司名下。虽然这样做不仅耽误时间，而且增加费用，但也只能这样。等一切办妥当之后，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反而简单了，因为银行向来就是势利眼，帮富不帮穷，行长跟着戴向军到“南都红楼”温泉里面一泡，浑身软了，既然有现成的手续合法的度假村做抵押，干吗不贷？
等贷款下来之后，柯正勇后悔了。他感觉戴向军当初给他的太少了，因为这个相当于白送给戴向军南都红楼，在经历补缴差价改变土地用途等一系列手续之后，竟然被评估出几个亿的价值，而戴向军给他的总共不到一个零头。既然如此，柯正勇想，我让儿子毛毛出国干什么？当初还不如不让儿子出国，让他注册一个公司，把这个度假村“处理”给毛毛算了。不过，后悔没有用，只怪自己老不开窍。可柯正勇没有想到，“开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是不是及时“开窍”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瓜分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便当初柯正勇的儿子毛毛没有出国，而是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并且柯正勇大着胆子把这个度假村给了自己的儿子，他儿子毛毛就一定能让“野猪林”成为今天的“南都红楼”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至于戴向军后来利用这个“南都红楼”玩了一个更大的超级大阴谋，则更是柯正勇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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