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不用经理让到一边，因为在陈四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记者们已经自动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立刻以陈四宝为中心，把他围在中间，那些本来站位稍后的记者，这时候站位朝前了，当场有一种因祸得福的庆幸，仿佛春节期间大陆人排队买火车票，本来这些人是排在后面的，突然宣布这个窗口今天不卖票了，该在另外一个窗口，于是，本来排在后面的人就可能排到前面一样。
这下，该陈四宝无助了。
本来想好了是来兴师问罪的，但刚才一看到香港天安总部场面，陈四宝就差点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现在再被记者一围，更是没了主张，只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却又莫名其妙地异常兴奋。
逃跑是不可能的，这么多记者把他围在中间，往哪跑？说软话也不行，如果说“对不起，你们弄错了，我不是这里的老板，只是老板的朋友”，不仅让自己和经理约翰陈都下不来台，而且记者也肯定不信。怎么办？此时此刻，陈四宝和约翰陈刚才的心情一样，最希望的就是戴向军出现。
“你去，”陈四宝命令道，“把戴向军给我叫下来。”
尽管不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但也不是给戴向军打工的，所以，虽然他与约翰陈刚才的处境相同，但由于身份不一样，应付这种局面的态度就不一样。约翰陈只能硬着头皮顶，而陈四宝则可以用命令的口气让约翰陈把戴向军叫下来，让他狗日的自己应付这种局面。而约翰陈呢，这时候听陈四宝以这样口气说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一贯判断，相信陈四宝就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了，并且因为自己直接得到“后台老板”的吩咐而多少有些得意，于是，一路小跑着上楼传达陈四宝的“最高指示”了。
或许约翰陈跑到楼上把戴向军请下来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但再短的时间到了陈四宝这里都要翻了好几倍。记者们不知道陈四宝和戴向军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从刚才经理对陈四宝的称呼以及陈四宝对经理的说话口气，已经坚定地相信他们找对人了，一下子就逮住了天安的大老板，于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经理的离去或另外一个人跟着经理一起下来，他们就逮着陈四宝不放，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提问。陈四宝这辈子什么事情都经历过，可就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他既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又莫名其妙地兴奋，见眼前那么多的麦克风和闪光灯，陈四宝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排场”，这种“排场”甚至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于是，陈四宝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幻觉，幻想自己突然成明星了。于是，虽然没有开口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脸上却摆出了等待明天见报的表情。不过，记者不能光登照片不登内容，所以，这时候紧逼不放，一定要陈四宝说两句。陈四宝实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在这些年在香港生活，对关于明星的八卦新闻并不陌生，现在既然自己成了明星，哪怕不是娱乐明星，也不是政治明星，而仅仅是商业明星，直面这么多的媒体恳切提问，肯定不能一句话不说，否则，不是显得太没素质了吗？
陈四宝不想做那种没有素质的人，他必须多少说点什么。说什么呢？
“对不起，”陈四宝说，“我不是这里的老板，只是和这里的老板在资金上有些合作。”
陈四宝这样回答倒也确实体现了自己的素质，至少没有讲假话，也没有透露不该透露的东西，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记者们的好奇心。
他确实不是这里的老板，但肯定与这里的老板有关系，否则，经理凭什么喊他“老板”？而他自己凭什么以命令的口气对约翰陈说话？可是，是什么关系呢？也只能实事求是，“在资金上有些合作”，不是吗？戴向军这次在香港的成功运做所需要的资金不正是通过陈四宝的“金融服务”实现的吗？所以，陈四宝说自己和戴向军“在资金上有些合作”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这句话又能派生出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后台老板”，并且，结合当时的场景，记者们只选择这种解释，因为这些记者们对香港的大老板或后台老板还是基本了解的，知道凡是真正的大老板都非常谦虚和低调，明明是一项重大投资，却偏偏要说成是“资金上有些合作”，好比大陆这边的高级领导，明明是一方土地或一个部门的诸侯，却偏偏谦虚地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仆人一样。所以，当时的客观效果是，陈四宝说完这句话之后，并没有让记者的提问平息，相反，更加热烈，更加踊跃，更加尖锐，搞得陈四宝更加“排场”、更加兴奋、更加幻想自己是明星了。恰好，就在他又要说出什么可能引起不测后果的话的时候，戴向军来了。戴向军一来，马上就吩咐经理约翰陈把陈四宝请到楼上休息，他自己来应付眼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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