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耀和说：“你说得很对。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封建专制传统那么多年，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自古以来，大小单位，实行的是家长制作风，最高领导的权力不受限制，甚至个人权力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人治的特点是以当权者的个人意志、愿望、能力、政治素养、知识水平、道德品质为转移，这样的统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很强的专横性。当然人们对我管理方式的抨击，说我现在搞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表面上看，这种批评非常有道理，但是，在中国，要实现一个法治社会，仅仅是在一个小小的石杨县能办到吗?难道我不知道我在行使我的权力时带来许多不合理的一面吗?我非常清楚。比如说我在全县进行‘三禁一打’，比如扣大家的工资去修路，比如对一些干部腐败的惩治，这些都有明显的个人权力强制色彩，也有不民主的一面，但是不这样做怎么才能治理150多万人口的大县?也就是说，如果石杨不是我裘耀和当县委书记，目前县里的许多事也许就不会发生。”
小朱回过头说：“这是肯定的。皇朴人当县委书记不是也扣了大家那么多钱吗，可是钱呢?钱没了，什么事也没办，而你是在为老百姓修路，给老百姓造福，子孙后代都享到福了呀!”
裘耀和不再说话了，他陷入深沉的思考当中去。
奥迪轿车终于上了高架桥，小朱回过头说：“裘书记，我想绕道走，以防万一。”
裘耀和说：“要耽误多长时间?”
小朱说：“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
裘耀和回到石杨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吃了晚饭，就给浦县长打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决定，马上和汪益鹤、仝处长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工作。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裘耀和一接电话，是国务院调查组的邵司长：“喂，我是裘耀和，哟，是邵司长，邵司长，恕我失礼，本来中央调查组领导来了，我应该放下一切工作来陪领导的，但是因为我是这次调查的重点对象，我不能不避这个嫌啊!所以……”
“裘书记，不要客气，”邵司长在电话里非常客气，“这样，裘书记，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下，因为我们的调查已经基本结束，想和你见个面，准备尽快有个结论，以便向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汇报，毕竟这件事被电视台曝了光。”
“好，邵司长，我马上就到。”裘耀和刚走到门口，又回头给浦县长打了电话，把他们见面的时间推迟了。
邵司长是国家交通部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是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另外两位分别是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王副司长、交通部的李处长。
裘耀和坐下之后，邵司长说：“裘书记，我们调查组这次从北京一杆子到县，这客观上来说，给你和县委、县政府增加了压力，更何况石杨扣干部职工工资修路的事被电视台曝光后，成为关注的热点，所以，我们调查组尽可能地不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影响，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国务院领导的要求，主要是调查事情的经过，不轻易下结论。实际上石杨县扣干部职工工资修路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因为凡是扣工资的单位，都在每一个人的工资单上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些经费又都如数上交到财政，再由财政专款专用。如果要说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应该说是因为我们国家太穷，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修路，修路的事绝不是老百姓的事，本应由国家来负担，可是我们国家需要修路的地方太多，根本不可能一一落实到位，你们能够想出这个办法，从某个角度来讲，为国家解决问题，也为群众办了好事，这和那种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领导的思想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强行作出决定，造成一些职工有意见，甚至那么多教师停课上访，影响也是恶劣的，以致被电视台《焦点》曝光。”邵司长的态度十分和蔼，他给裘耀和递了一支香烟，又接着说，“我们的调查基本结束了，明天就要回北京，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工作，在我们调查中，大部分群众对你的工作还是给予肯定的，相信国务院很快就会给一个明确的意见。”
裘耀和对邵司长的批评，心底还是能够接受的，他只是说：“邵司长，我觉得我在工作中是有缺点的，但是面对石杨这样一个贫穷大县，我的心里非常着急，没办法，中国要用50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这绝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我也和那些怕担风险的官员一样，只做做表面文章，吹吹牛，说说大话、空话，也许不要几年，我也会升官的，而我这样做要担着多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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