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腰依然有点错位，但错开后的上身挺得却是笔直的。步履也很从容。那一顷刻，我心中忽起了―个疑问：他从前那种痛苦的呻吟，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第六节
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讲俄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契诃夫，写了《变色龙》《套中人》等好些小说，讲许多典故，学生们都很爱听。香烟夹在他的手指缝里，燃烧着，袅袅地升起淡蓝的烟，把手指熏得焦黄，像个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指黄炸药。
对我，汪奇涵从未当面说过一句夸赞的话。几年之后，我在与油麻地镇医院的一个医生闲聊时，说起了汪奇涵。他告诉我说，一次汪奇涵来医院请陶国志拔牙，对陶国志说：“老陶，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说几句远话，那个小林冰，日后若得天时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这油麻地小镇，是容不下他的。我还真得感谢汤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铸下一生中―个大错了……”
王儒安与汪奇涵一直没有太多的言谈，路上碰到时，他给汪奇涵一支烟，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烟。如果站在荷塘边，王儒安会说：“今年藕长得不错。”汪奇涵就说：“哎，长得不错。”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头，王儒安会说：“辣椒瘦了点。”汪奇涵说：“该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俩。她们在食堂择菜，饲养学校的几头猪，抬了水给辣椒、茄子浇水……仿佛油麻地中学不是个学校，而是―个庄户人家。母女俩很朴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毕业时，王儒安居然当了新郎官。镇上的人就问：“是跟老的还是跟小的？”我也没搞清楚，就永远地离开了油麻地中学。
后来，县里曾几次调王儒安去县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断然回绝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学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居然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还有―个考上了北大，并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就那么―个农村中学！这事几乎惊动了全省。但，王儒安并没有看到这―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结束后，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脏病，走时没有一点痛苦，享年六十六岁。
第一节
严格来说，艾雯本不属于油麻地中学，亦不属于这个时代，甚至也可以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她就是来了，来到油麻地中学，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那是在我刚读高二的时候。
在这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油麻地中学托那个时代的福，居然很兴旺了一阵。
这个偏远的农村中学，竟然一下子接纳了五六位从城里下放来的中学教员，其中甚至还有几位是名牌中学的名牌教员。这些教员讲课各显风采，堪称―绝。
比如说戴希民。昆山人，矮个，长脸，光光的大脑门，说话慢条斯理，讲课时，十指轻按在讲台上，掌心优雅悬起，一动不动。讲历史，从秦皇汉武，一直讲到共和国红旗漫卷，神色始终如一，不要讲稿，不打―个磕巴，不说一句车轱辘话，一堂课下来，全体长嘘―声。而他不等嘘声完毕，已将双手插入裤兜，绝不回首，挺胸而去。
再比如说范建业。常熟人，胖而白，两眼垂了两个沉甸甸的目隙，像水泡泡，肉鼻子，大嘴，讲数学，不在黑板上多写―个字，也不在嘴中多吐―个字。那―脸自信的神色在说：我老范讲数学，绝不重复，因为用不着重复。与下课钟声同时，是他手中的―个粉笔头，垂直、干脆地落进粉笔盒中。他活生生地让我们领略到：大千世界，万物峥嵘，数乃最美。
这些人构成了油麻地中学最辉煌的―段历史，他们后来的离去，使油麻地中学顿失灵性，从此―蹶不振。但，对于我来说，我永不能忘，也永不敢忘的老师是艾雯。日后，我投身于文学，与她的启蒙密切相关。我的审美趣味，我的种种行为原则与做人的风格，也都有着她的影子。她将以她高而瘦弱的身影伴随着我，―直到我终了。她于我而言，我只能使用一个词―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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