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你是打算要休战？你留着档案，我们也不追查你。”
“现在可以先休战，我也不知道下个星期或再下个星期会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去和阿瑟谈一谈呢？我可以做证明人。我们三个人到一间屋去把门一锁，把这件事情了结掉，你看怎么样。”
“太晚了，人都死了。”
“那位先生是自己找死。”
“还有其他人呢。”说到这里我已说得太多了。尽管他是我的朋友，他会把我们大部分的谈话内容回去讲给他的老板听的。
“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他要求说。
“不行，这是秘密。”
“关于这份档案有不可信的传言，是封这份档案的律师说的。”
这时那个暖气片咕咕地响得挺厉害，看着这个暖气比继续谈话更令人感到舒服些。我们谁都不想说一些以后让我们会后悔的话。
他询问我们这个事务所还有几个雇员，我带他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指给他看。他喃喃不停地说：“真是难以置信。”
“我们以后可以保持联系吗？”他走到门口时说。
“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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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新接手的工作情况介绍共用了半个小时，这是我和莫迪凯一起驱车去城东北边的派特沃斯街的撒马利亚救济院的路上，他一面开车一面向我讲述的。我只是一声不响地在旁边听，我手里紧紧地抱着我的手提包，紧张得就像在严师面前的小学新生一样。我穿了牛仔裤，白衬衫，系了领带，上衣是海军穿的便装，耐克网球鞋，白线袜。我也不再刮胡须。我现在是贫民律师(65)，我可以随意穿戴，不受任何限制了。
莫迪凯当然在我刚走进办公室时就注意到了我衣着的变化，并向大家宣布我即将投入工作。他没有说什么，但眼睛看着我的耐克鞋，他以前就常看到这种情况，从大公司下来同穷人呆上几个小时的那些律师们就常穿这种鞋子，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也穿工装裤，留上胡须。
“你的委托人是由几个三分之一组成的。”他说，一只手还开着车，车开得很不稳。另一只手拿着咖啡杯，根本不在乎我们旁边还有许多车子。“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工作的，有三分之一是有家庭和孩子的，有三分之一是有精神病的，有三分之一是老兵。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有资格住政府补贴住房的。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一共有二百五十万个低造价住房单元被取消，联邦政府把政府补贴住房的投资又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这样一来有些人不得不露宿街头，这也就不奇怪了。各级政府就是靠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平衡预算的。”
这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莫迪凯脱口而出，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的职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我几次都想打开手提包拿出笔和本把一些情况作下记录，但我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静静地听着。
“这些人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对私人住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他们的全部收入都不够付房租的。所以他们就每况愈下，而同时，政府的资助费用又屡屡降低。你要知道，仅有百分之十四的无家可归的残疾人能拿到政府的补贴，仅仅百分之十四！你会看到许多这类情况的。”
这时我们遇上了红灯，车吱地一声停下了，但是他的车已把路口挡住了一些。我们周围顿时一片汽车笛声，我赶紧把身子放低，生怕再来一次撞车事件。莫迪凯似乎毫没在意他妨碍了高峰期的交通，他两眼茫然直视，似乎在看另外一个世界。
“无家可归最让人害怕的情况在街上你是看不到的。几乎一半穷人都把他们百分之七十的收入用在保住他们现有的住房上，而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说他们只应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这座城市就有几万人处在边缘状态，只要有一点闪失就会丢掉住房，比如丢失了张支票，偶尔生次病，或有个预料不到的紧急情况什么的。”
“那他们去哪儿呢？”
“他们很少直接去避难所，他们开始可能去投亲靠友。这一下就会更糟糕，因为他们的亲友也是住房十分紧张的，条件很差。何况他们签的房约也不允许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单元里。他们就不得不违约，这就会引起驱赶住户的情况。然后他们就到处搬来搬去，把一个孩子留给姐妹，或把另一个留在朋友那里。这样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们都不愿去避难所，就像避瘟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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