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大街与D街的交界处，他指给我看一幢长长的三层楼建筑物——一千三百人的栖身之处。
“创建非暴力社区”由一群反战分子建于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他们聚集在华盛顿抗议示威，给美国政府添了不少麻烦。他们住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幢房子里。他们在国会山周围抗议期间结识了许多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于是合在一处。后来他们多次搬迁，住处越来越大，队伍也不断壮大。越战结束后，他们转而关注华盛顿无家可归者的困境，八十年代初，他们中涌现出一位名叫米切-斯奈德的积极分子，他很快变成了流落街头者的充满激情的有力的代言人。
“创建非暴力社区”找到了一所废弃的二年制专科学校。它由联邦政府出资兴建，因此产权仍归政府所有。他们开进六百人，那所学校就变成了他们的总部和家。政府想方设法驱赶他们，但终难奏效，一九八四年，斯奈德进行了五十一天的绝食斗争，抗议政府对无家可归者的漠不关心。里根总统竞选连任前的一个月果断地宣布了要把这所学校建成一个模范避难所的计划，斯奈德这才停止了绝食。人人皆大欢喜。里根再次当选后食言，种种肮脏的官司纷至沓来。
市当局于一九八九年在东南部远离闹市区的地方建了一座避难所，计划迁徙社区内的住户，但他们拒不搬出，且根本无意离开。斯奈德宣称他们正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围攻。一时谣言很盛，有人说社区内聚集了八百名无家可归者，贮存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即将有一场流血冲突。
市当局只得让步，并设法安抚他们，社区内的人数增长到一千三百人。米切-斯奈德于一九九○年自杀身亡，市当局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
我们到达那里时快八点半了，正是许多人出门的时刻。他们中许多人有工作，绝大多数人白天在外。百十名男人在前门口闲荡，抽着雪茄。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在冷冽的清晨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走进底楼，莫迪凯与躲在防弹玻璃后的门卫打声招呼，再签个名，我们走过大厅，在匆匆外出的人流中穿来穿去，我极力想忘掉我的肤色，但根本不可能，我身着夹克，打着领带，着装相当得体。以前的日子我一直与富裕为伴，而现在我就像漂浮在黑色的大海里——他们年轻，桀骜不驯，绝大多数有前科，囊中空空，他们会扭断我的脖子，抢走我的钱包。我避免与他们目光相接，皱着眉头，眼光向下。我们在人会登记处停下。
“凡加入者终生不得接触武器和毒品。”莫迪凯开口道，一边注视着匆匆下楼的人流。我心中略感一丝安慰。
“你在这里从未感觉害怕过？”我问。
“习惯了。”说得轻松，他只是说说而已。
门边的记事板上写着前来咨询者的名单，莫迪凯取下记事板，我们仔细推敲着客户的名单，只有十三人。“比平均数略低。”他说。我们等人开门时，他告诉我详细情况，“那边是邮局。这件工作的麻烦之一是与客户保持联络，他们的地址经常变动。好的避难所应提供通信服务。”他指向另一扇邻近的门，“那是服装供应室，每周接待三十到四十人，第一步是检查身体，这个季节要提防的是结核病，第二步是供应三套衣服，包括内衣、袜子等。每人每月可回来更新一套，所以一年下来，衣服就不愁了。这些衣服不是破烂货。每年捐赠的衣服他们穿都穿不完。”
“只供应一年？”
“对，一年期满就得走人。起初看起来这种做法好像不讲情面，但实际并非如此。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自立。每个进来的人都必须在一年内戒毒戒酒，学得一技之长，找个工作。绝大多数人不到一年就离开这里了，只有少数人愿意永远留下来。”
一个名叫厄列的人拿着一长串钥匙走过来给我们开门，随即就离开了，我们就地办公，准备提供咨询，莫迫凯手持记事板走向门边，按照名单顺序开始叫人：“路德-威廉姆斯。”
路德身躯肥胖，差点撑破门框。他在我们对面坐下，椅子吱吱嘎嘎作响。他穿一件绿色工作服，一双白色短袜，脚穿一双橘红色的橡胶雨鞋。他在五角大楼的地下锅炉房上夜班，他的女友离他而去，走时将他的财物席卷一空，于是他债台高筑，无处栖身，只得求助于避难所，对此他颇感惭愧。“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他说。我替他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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