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科不情愿地接过话筒,好像话筒刚被麻疯病人摸过。“喂,我是加斯科。”他发话道,听筒离头有好几英寸远。
莫迪凯转向其他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搜查这个房间,仅此而已,你们不能进两侧的私人办公室,这是法官大人的口谕。”
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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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名单上的第五位名叫凯尔文-兰姆,对这个名字莫迪凯依稀有点印象。他估计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一万名无家可归者,这从十四街律师事务所收藏的文件可以看出。每个姓名都能勾起他模糊的回忆。
他与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其中有巡回律师团的律师,赈济贫民的社会工作者,布道律师,警察,其他贫民律师(84)。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去闹市区的一座教堂,那教堂四周是豪华的办公楼和宾馆。在教堂地下室的第三层,施饭活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房间里摆满了折叠长桌,四周围坐的是正在进餐交谈的饥民,这里不是施粥处;盘子里摆满了玉米、马铃薯、火鸡肉或鸡肉、水果色拉、面包,我没吃晚饭,食物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
“我有几年没来这里了,”当我们站在入口处俯视进餐人群时莫迪凯道,“他们每天接待三百人,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这些食品从何而来?”
“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厨房,设在‘创建非暴力社区’的地下室。他们的做法很值得称道,他们搜集当地餐馆没用完的食品——不是残羹冷炙——只是未经烹调,如不及时加工就会变质。他们有许多辆冷冻卡车,四处搜集食品,送到厨房加工成冷盘,每天两千盘。”
“看上去很可口。”
“确实不错。”
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女士发现了我们,她是新来的,莫迪凯与她的前任相识,我观察人们用餐的时候,他们俩还提到了那位前任。
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现象,无家可归者当中也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分成三六九等。有一张桌子上,六名男子边吃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电视篮球比赛,他们穿着相对较好。其中一个人用餐时戴着手套,除此以外,他们看上去倒像聚在酒吧里的工薪族,而不像露宿街头者。在他们背后,一个体形庞大、戴着厚厚墨镜的家伙正用手撕鸡肉独自吃着。他穿一双与那位“先生”死时所穿差不多的橡胶靴子,身上的大衣又脏又破。他对周遭的情形充耳不闻。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要比邻桌那些谈笑着的人艰难得多,他们买得起肥皂,能洗热水澡,他则无力顾及;他们睡在避难所里,他则露宿公园。但他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丽莎不认识凯尔文-兰姆,但她答应替我们打听,我们看着她在人群中穿梭,与人交谈,让人把剩饭倒进角落的垃圾桶里,小心侍候一名老妇人。她坐到两个男人中间,可他们只管自顾自地交谈,她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依次问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遇到一名律师,小伙子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自愿到“华盛顿无家可归者法律事务所”帮忙。他是在去年一次募捐会上认识莫迪凯的,我们花了几分钟谈论法律业务,然后他去里面的房间开始三个小时的入会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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