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你欢喜谈什么呢？”
“欧洲。你最喜欢欧洲的什么地方？”
“我恨欧洲，我恨欧洲人。我上加拿大去，上澳大利亚去，有时也去新西兰，你为什么喜欢欧洲？”
“我的祖父是苏格兰移民，我有一批堂兄弟在那里。我去过两次。”
格雷把酸橙汁挤到杜松子酒汽水中去。有六个人从酒吧来到餐厅，她仔细地观察他们，她一面讲话一面用眼睛迅速地环视餐厅。
“我认为你需要来两杯饮料放松一下，”格雷说道。
她点点头但没说什么。那六个人在附近的桌子上就座，开始用法语．交谈。听起来很悦耳。
“你听到过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讲法语吗？”她问道。
“没有。”
“这是一种方言，就像沼泽地一样，在迅速消失，他们说的这种方言法国人听不懂。”
“这公平合理，我敢肯定，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也听不懂法国人讲的法语。”
她慢慢地喝了一大口白葡萄酒。“我有没有跟你讲起过查德-布鲁纳？”
“好像没有。”
“他是从尤尼斯来的一个法裔路易斯安那人男孩子。他们一家在沼泽地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书，享受全额奖学金，后来被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录取，并以该法学院有史以来的平均最高分毕业。31岁就成为加州律师协会的会员。他可以在全国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但他却选择为旧金山一家环境保护法律机构工作。他才华出众，是一个真正的法律天才，他工作兢兢业业，很快就打赢了对一些石油和化学公司的大案。28岁的时候，他已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出庭律师。大石油公司和造成污染的公司都怕他。”她喝了一小口葡萄酒。“他赚了许多钱，成立了一个保护路易斯安那州沼泽地的团体。据说他要参加鹈鹕讼案的工作，但是他受理的其他出庭案件太多。他资助了绿色基金会大笔款项作为诉讼费用。在拉斐特市法院开庭前不久，他宣布他要回家乡去帮助绿色基金会的律师们。新奥尔良的报纸登载了几篇有关他的报道。”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他自杀了。”
“什么？”
“在审判的前一周，人们发现他在一辆汽车里，发动机在开着。一条浇花用的软管从废气管通到汽车前座。一件普普通通的一氧化碳中毒自杀案件。”
“汽车停在什么地方？”
“停在加利亚诺镇附近的拉富尔契湖畔的林区里面。他很熟悉这一地区。车尾行李箱内放了一些野营和钓鱼的用具。没有自杀遗言。警察进行了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线索。案子就此了结。”
“难以置信。”
“他曾一度酗酒，接受过旧金山一位精神分析医生的治疗，但自杀却使人觉得意外。”
“你认为他是被谋杀的吗？”
“许多人这样认为。他的死对绿色基金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对沼泽地的热爱本来在法庭上是会发挥出威力的。”
格雷喝完了饮料，摇响了杯子里的冰块。她向他慢慢靠拢。这时服务员走了过来，他们点了菜——
星期天早上6点，马伯里旅馆的大厅里空荡荡的，格雷找到一份《纽约时报》。这份报纸足有6英寸厚12磅重，他弄不明白到底他们准备要把它出到多厚。他奔回八楼自己的房间，把报纸铺在床上，急忙俯身寻找。第一版没有登载，这点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有重要报道，当然必须刊登在第一版。他担心在第一版会出现罗森堡、詹森、卡拉汉-维尔希克，或许还有达比和卡迈尔这些人的大幅照片，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们还有一幅马蒂斯的精彩肖像，所有这些照片都像介绍演员角色那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第一版，《纽约时报》也就再次击败了《华盛顿邮报》。这种情景在他睡着时曾出现在他的梦中，虽然他睡着的时间不长。
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越是找不到，就把报纸翻得越快，一直翻到体育版和分类广告片，他停了下来，几乎是踏着舞蹈的步子跳到电话机旁。他打电话给基恩，基恩已经醒了，“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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