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肤的碰触停止了。他睁开眼睛找雷切尔,可她已经不在了。雅维两次听见他在说胡话,每次他都停下船,掀开帐篷看看。
他把水硬灌进内特的嘴里,还泼在他浸着汗水的头发上:“我们快到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就要到了。”
科伦巴的第一片灯火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有许多次从北部的潘特纳尔航行归来见到这样的灯火,但从没有像今天这么亲切,它们在远处的山上闪烁,他一盏一盏地数着,直到它们模糊成一片。
当他跳进浅水,把船拖向一根断了的水泥柱时,已经快是晚上的11点了。
这是个废弃不用的码头。他跑向山上的一个投币电话。
瓦尔德穿着睡衣在看电视,他没理会对他嚷嚷的妻子,抽着他晚上的最后一根香烟,这时电话铃响了。他坐着接过电话,但立刻跳起身来。
“什么事?”他跑进卧室时妻子问。
“雅维回来了。”他回过头去说。
“谁是雅维?”
他走过她身边说:“我去河边。”她平时过问得很少。
驾车驶过市区时,他给一位医生朋友打了个电话,朋友刚上床。瓦尔德好说歹说才让他到医院等他们。
雅维在码头上来回走着。美国人坐在一块岩石上,头枕着大腿。他们什么也没说,轻轻地扶他进了汽车的后座,车子发动起来了。后面扬起了一阵沙土。
瓦尔德有许多问题,不知该从哪儿问起:“他什么时候病的?”他用葡萄牙语问道。
雅维坐在他旁边,揉着眼睛不让自已睡着。自从在印第安人那儿睡过一觉到现在,他还没有合过眼。
“我不知道。”他说,“时间都搅到一块去了,是登革热。疹子是在到那里后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出现的。我想他得病已经有两天了。我也说不准。”
他们疾驶着穿过市中心,根本没去理会红绿灯和其他的交通信号。路旁的咖啡馆已经关门了。路上车辆稀少。
“你们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找到了。”
“在哪儿?”
“离山区很近,我想她是在玻利维亚,离印迪欧港以南还有一天的路程。”
“地图上有没有标示?”
“没有!”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她的?”
没有一个巴西人会承认他迷了路,尤其像雅维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向导,这有伤他的自尊心,说不定还会影响他的职业。
“我们进入一个地图根本不管用的泛滥区。我找到一个渔夫,他帮我们的忙。韦利怎么样了?”
“他没事,船沉了。”瓦尔德更关心的是船而不是船上的水手。
“我从没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暴风雨,我们遇上了三次。”
“那个女人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实际上没跟她说过话。”
“她见到你们吃惊吗?”
“她没有显得很吃惊,她非常冷静。我觉得她很喜欢我们身后的那位朋友。”
“他们的会谈进行得怎么样?””你去问他好了。”
内特蜷缩在后座上,什么也没听见。既然雅维无所知,瓦尔德便不再问了。等内特好转后他们律师之间再谈这事吧。
他们到达医院时,轮倚已经等在人行道旁了。他们把内特抬上轮椅,跟着勤杂工朝医院跑去。空气黏糊糊的,还很热。在医院楼前的台阶上,几个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女勤杂工正抽着烟,在轻声闲聊——医院没有空调。
那位医生朋友显得很简慢,就像在应付公事。病历报告明天再写。他们把内特推进空荡荡的大厅,沿着过道来到一间很小的检查室,接待他们的是一个睡眼惺松的护士。雅维和瓦尔德站在角落里看着医生和护士扒下病人的衣服。护士用酒精和白布擦洗着内特。医生审视着他身上的疹子,从下巴一直延伸到腰部。他全身都是蚊子叮咬的肿块,许多地方已经被搔得溃烂了。他们测了他的体温、血压和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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