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那个兰博，他这会儿正无精打采地坐在五楼房间的一张椅子上，舌头舔着嘴角边的金戒指，手指拨弄着油腻腻的绿头发，一脸怒气地瞧着母亲。他母亲今天居然厚颜无耻地带来一个毛乎乎的小白脸；就因为是我生的，兰博便期待今天能成为富翁，从我手里接过一大笔财富。兰博也带了个律师，那是蒂拉在电视上常见到的那种油头粉面的家伙。她和他上床之后就雇用了他。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着。
我对他们个个了如指掌。我在看他们表演。
斯尼德从我房间后面走出来。他跟着我已经快30年了；他是个身材矮胖、相貌平平的男人，穿一件白色西装背心，他脾气温顺，总是谦卑地哈着腰，像是在跟国王叩头。斯尼德走到我面前，两手像往常一样交叠在腹部，头微微侧向一边，满脸笑容地问道：“先生，你好！”那种故作轻快的语调还是他许多年前在我们逗留爱尔兰期间学会的。
我没吱声，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回答斯尼德。
“要咖啡吗，先生？”
“午饭。”
斯尼德眨巴眨巴眼睛，腰弯得更低了，接着便蹒跚地步出房间，裤子的翻边拖着地板。我死后他也想暴富，我想他和其他一样，也在数着日子。
有钱人的麻烦就在于每个人都想从你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只要小小的一份。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区区100万算得了什么？
给我100万，老家伙，你只是拔根毛而已。筹给我一笔款子，然后我们俩就将这事忘了。把我的名字塞进你的遗嘱(4)里，那儿有的是地方！
斯尼德极爱打听，几年前我发现过他在翻我的书桌，我想准是在找当时的那份遗嘱(4)：他盼着我死，因为他指望能得到几百万的遗产，
他凭什么想得到我的钱？我几年前就该解雇了他！我在新的遗嘱(4)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他把一只托盘放在我面前：一包没有开封的里兹牌饼干；一小瓶蜂蜜，瓶口周围有塑料的封口带；一罐12盎司保持在室温的鲜果汁。这份食谱稍有改变，斯尼德就会当场遭解雇。我让他出去，然后把饼干浸在蜂蜜里，我的最后一顿午餐！
我坐在那里，透过彩色的玻璃幕墙向外凝望着：天气晴朗的话，我能看见六里之外的华盛顿纪念碑的碑顶，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气有点阴凉，风很大，还有厚厚的云层。这种天气对死亡倒是挺合适的：树枝上被风吹落的最后几片叶子飘落在下面的停车场上。
我为什么要担心痛苦？受点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远不止这些。
我按了一下按钮，斯尼德出现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轮椅推出房间，沿着大理石的门廊来到大厅，进入了另一扇门：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
我已经让那些精神病医生等了两个多小时。
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我朝尼古莱特点点头，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书，一个我很喜欢的可爱的女孩。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也许会成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经没有时间了。只有最后的几分钟了。
一大帮家伙在那儿等——成群的律师和几个要测试我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专家。他们全挤在会议厅那张长桌的周围。我一进去，他们立刻停止了交谈，纷纷把目光转向我，斯尼德把轮椅推到桌子边上，紧挨着我的律师斯塔福德。
一台台摄像机对着各个角度，摄像师们手忙脚乱地在调整焦距：每一个耳语，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会被记录在案，因为它们牵涉到的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在我签署的最后的遗嘱(4)里，我留给我子女的份额很少。和往常一样，遗嘱(4)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这份遗嘱(4)扔进粉碎机。
我坐在这里是要向所有的人证明，我的脑子完全有能力立一份新的遗嘱(4)。只要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那么。我怎样处置这笔财产就不容别人再说三道四了。
我对面坐着三个精神病专家——他们分别受雇于三个家庭。他们面前都放有一张名卡，上面印着他们的名字——扎代尔医生，弗劳尔医生，泰森医生。我在仔细观察他们的眼睛和脸。要证明自己神智清醒，就得用目光去同他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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