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全是些基本的东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时语速缓慢,面对着摄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对他的指示进行。我要提的问题,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也多半心中有数。他背靠着橡树树干,这在画面上构成了绝妙的背景。他偶尔用手帕抹一抹前额,对这个取证小组成员们好奇的凝视,仿佛视而不见。
我虽然事前并未叫他尽量突出虚弱的病态,但他此刻确实显得弱不禁风,奄奄一息。也许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边,不过隔了几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罗和希尔。他们将拍纸簿搁在膝头上,正飞快地竭力记下唐尼-雷所说的每一个字。在星期六取证,我不知道他们要收多少费。取证开始不久,海军蓝的上装便已脱去,领带也已松开。
在问答过程中一个较长的间歇期间,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衬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布满黑色斑点的红色无领套衫,手上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纸袋。我虽然目不斜视,没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从眼角仍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院子,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瞟着我们。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将向何处走去。
那辆福特破车的门敞着,他钻进汽车,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猫立刻争先恐后地从窗口跳了进去。多特的脸上顿时板了起来。她紧张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说:“别管他!他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谈论着他接受过的教育,工作经历,以及他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参加过选举登记、从未在法律上遇到过麻烦等等事实。昨天夜里,我躺在摇荡的吊床里,曾经把取证想得如何如何困难,现在情况却远非如此。我从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师模样。
关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没有得到的治疗,我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事前虽然已经排练过多次,我仍旧问得十分谨慎。因为医生的话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测,或者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意见。那样的话,只能是道听途说。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再由别的证人在庭审时提出证词。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竖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声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脑力能支持多久,陪审团将来想看多久,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钟,便结束了质询,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对方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戴克朝我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干得特棒。
列奥-德拉蒙德对著录音设备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明他代表的是谁,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他感到多么遗憾。与其说他是在对唐尼-雷讲话,倒不如说是在讲给陪审团听。他声音悦耳,语气宽容,一个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汉。
只提几个问题。唐尼-雷有没有离开过家?有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过?哪怕只住过十天半个月?德拉蒙德围绕着这个问题,轻声地旁敲侧击,反复盘问。由于唐尼-雷已经过了18岁,只要他曾经离开过家,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父母购买的保单保险范围并不包括他。
唐尼-雷声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简要地问了别的几个问题。唐尼-雷自己是否买过医疗保险?是否曾经在某一家公司工作,而那家公司为他买过医疗保险?几个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一句无力的“没有,先生”的回答。
尽管这次取证的场所有点儿古怪,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取证何止成千上万,他自然明白在这种场合应该小心。他对这个年轻人只要稍微粗暴一点,就会引起陪审员们的愤慨。事实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妙良机,对可怜的小唐尼-雷表现出一点真正的同情,他就可以讨好陪审团。再说,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从眼前这位证人身上,他挤不出什么过硬的材料。既然如此,又何必对他穷追猛打呢?
不到10分钟,德拉蒙德便结束了对唐尼-雷的质询。而我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询问证人。基普勒宣告取证结束。多特迅速走了过去,用一块湿布替儿子擦了擦脸。唐尼-雷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被告的律师们默默地拿起上装和公文皮包,告辞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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