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多少话可说。18个小时以前，我刚打死一名男子，现在很难考虑与此无关的事。我们聊了几句。我向他表示感谢。他答应有新的消息立刻告诉我。
化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才在监狱的迷宫里一个什么地方找着了凯莉，把她带进探视室。我们中间隔着一道玻璃墙，通过电话交谈。她说我的样子很疲倦，我说她的样子很棒。她住的是个单人囚室，很是安全，但周围太吵，无法入睡。她实在是一刻也不想待。我对她说，我在全力以赴，我讲了会见摩根-威尔逊的情形，我也讲了交付保释金的操作程序，但对于要杀死她的那些威胁，却只字未提。
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谈，但不能在这儿谈。
在我们相互道了再见，我正准备走出探视室的当儿，一名穿着制服的狱卒叫住了我，问我是不是凯莉的律师，并且交给我一份打印件。“这是我们的电话记录。过去两小时，我们已接到四个跟那个姑娘有关的电话啦。”
我看不清那该死的打印件。“什么性质的电话？”
“死亡威胁。一些疯子打来的。”
隆尼-香克尔法官于3点半回到办公室，我和戴克正在恭候。他忙得不可开交，但布克已经打来过电话，和他的秘书打过招呼，所以事情很顺利。我交给法官一沓文件，用5分钟扼要介绍了案情，最后请他照顾照顾，批准交纳一笔数额较小的保释金，因为这笔钱将由本律师交付。香克尔决定保释金为1美元。我们表示感谢，随即转身告辞。
30分钟以后，我们全都来到了监狱。我知道布齐在腋下枪套里随时都插着一支手枪，而且我猜那位保证人雷克也不是赤手空拳。我们有备无患，不怕出现任何意外。
我给雷克开了一张500美元的支票作为保证金，然后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上字。假如对她的指控不撤消，假如她在任何一个开庭的日子不出庭受审，那么雷克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支付剩余的9500美元保释金，或者抓着她把她押回监狱。我已经说服了他，指控一定会撤消。
对她的一道道审查似乎没完没了。过了不知多久，我们终于看见她迎着我们走来，手铐已经除去，脸上只有微笑。我们迅速护送她上我的汽车。我已经吩咐布齐和戴克跟在我的车后走几个街区，以确保万无一失。
我把那些死亡威胁告诉了凯莉。我们估计发出这些威胁的大概是他那些疯狂的亲属和一起工作的乡巴佬。我们飞速驶离市区向庇护所开去，两人都很少开口。我不想谈昨夜发生的事，她也还没有为进行这样的讨论做好心理准备。
星期二下午5时，大利公司的律师们在克利夫兰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破产法案对公司进行保护。彼得-科沙给我的事务所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帮助凯莉躲藏，戴克接了那个电话。等我在几分钟后回到办公室，戴克一脸死白。
我们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脚搁在写字台上，半天没有开腔。一片寂静。没有人声。没有电话。甚至楼下外面街道上也没有来往车辆。我们一直还没有商量这笔律师费戴克该分多少，因而他此刻也不知道他的损失究竟有多大。但我们俩心里都十分清楚，一瞬间我们已经从纸面上的百万富翁，变成了近乎破产的穷光蛋。我们的梦想昨天还是那样耀眼，如今却显得如此愚蠢。
不过，还有一线希望。仅仅在一周以前，大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显示出公司有雄厚的实力，足以使陪审团相信它能够负担5000万美元的罚款。M．威尔福-基利也估计公司拥有一个亿的现金。这决不可能全是无根无据的谎言。但我又想起了马克斯-勒伯格的警告：绝对不要相信保险公司自己的数据，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会计规则。
我们无论如何肯定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百把万美金的吧。
但我对此并非真的坚信不疑，戴克也是如此。
科沙给过我他家的电话号码。我最后终于鼓起勇气，给他挂了电话。他为带给我这个坏消息表示遗憾，并且说克利夫兰的法律界和金融界现在乱成了一锅粥。目前要弄清全部真相为时还过早，但看来平孔公司从事外汇交易不久前受到了惨重损失，因而开始从其包括大利在内的子公司中抽取大量的现金。由于情况越来越糟，所有现金全被平孔刮走，送往欧洲。平孔是一家由一批在新加坡运作的美国不法分子控股的公司。这番话听起来好像全世界都在耍弄阴谋诡计，联手和我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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