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能成的，纽利先生。两万五实在是便宜呀。”我边说边向门口退去。
他显出一副惊愕的模样。“哦，这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他说，仿佛他和他的合伙人对于付出低于延利-布里特的年薪，想都不敢想似的。“问题只是我们事务所目前运转得相当顺利。赚的钱很多，你知道。每个人都很舒心。没有考虑过扩大规模增加人员的事。”他打开门，等我走人。“保持联系。”
他紧跟着我走到接待处，吩咐秘书记清楚我的电话号码，然后用力和我握了握手，祝我交上好运，并且保证不久就会给我打电话。几秒钟之后，我又回到了大街上。
过了好一会儿，我的思绪才又集中起来。我刚才试图三文不值二文地廉价出卖我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但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又依然故我地站在人行道上。
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我和罗德里克-纽利的这一短暂会见，在我的外出活动当中，却是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
时间已近10点。再过30分钟，我选的拿破仑法典选读就要开始。我已缺了一周的课。我应该赶去上课。可是，即使在以后的三周中，我一次课也不上，又有谁会管呢，反正这门课没有期终考试。
这些天我已经大摇大摆地在法学院里到处走动，再也不怕碰到熟悉的面孔了。过不了几天，三年级学生大多要离开这个地方。刚进入法学院的时候，紧张的学习和压力沉重的考试，像万炮齐发，铺天盖地向你袭来；但在快要毕业时，却是松松垮垮，只要参加几次微不足道的小测验，写几篇狗屁不值的小论文。大伙儿的时间主要是化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而不是化在最后的几节课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准备进入就业状态。
马德琳-史金纳把我的事一直当成自己的事，而且她受到的折磨几乎也和我一样多。因为，她的运气和我的一样糟。一位孟菲斯的州参议员设在纳希维尔的办公室，倒是需要一个起草法案的专职律师，而且年薪3万，外加奖金，可是却需要有律师执照和两年的工作经验。一家小公司需要聘用一位律师，但规定求职者在大学阶段主修的必须是会计，而我读的却是历史。
“谢尔比县福利处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律师的空缺。”她乱翻着桌上的文件，在手忙脚乱地寻找什么东西。
“要一名福利律师？”我重复着她的话。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是不是？”
“年薪多少？”
“18000。”
“工作性质呢？”
“追踪赖账的父亲，设法收取抚养费。家庭纠纷案子，没有什么特别。”
“好像挺危险的嘛。”
“这可是一个职位呀。”
“那么我在8月以前干什么呢？”
“为律师资格考试做准备。”
“说得对。我应该拼命苦读，通过资格考试，然后就会福利处工作，拿那么一丁点儿工资。”
“瞧你，鲁迪——”
“对不起。我今天过得实在太糟了。”
我向她保证明天一定再来看看。明天我们的谈话，毫无疑问会和今天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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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在香克尔事务所深处的一个地方，找到了破产申请表格。他说事务所里有位律师，常年藏在地下室里工作，偶尔处理一点破产案件，所以他可以弄来必要的表格。
表格上面写得相当直接明了。将资产列在某一页上，这对我来说十分简单，可以一挥而就。将负债列在另一页上。其他地方填入就业情况，尚未判决的诉讼案件，等等，等等。这是教科书第七章讲述的内容：无债破产，亦即将全部财产一笔勾销以偿还债务，而债务也同时一笔勾销。
我现在已不再受雇于尤吉酒家。我干活，但拿的是现钞，不留任何记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扣押，也没有任何义务与税务局分享我那勉强可以糊口的工资。我曾和普林斯讨论过我所处的困境，告诉他情况是多么糟糕。我责怪昂贵的学费和信用卡是罪魁祸首。而他对给我支付现金、让政府吃亏的主意很赞赏。他是现金交易无需交税经济学的一个坚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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