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抱怨您吗？打早晨起，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他惦记您怎么才能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他还让我上电话局去给您打电话。”
呆了一会儿，探长说：
“我走了，过两天再见。但愿这一切会好起来的。”
虽然梅格雷住在离这儿只有五百米远的理查一勒诺尔大路，可是他并没有回家，却信步走去，因为他需要走一走，需要有一种置身在人群之中的感觉，他想和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擦肩接瞳地挤在一起。就这样，随着人流，他漫步在巴黎街头，往前走去。在他脸上从早晨就出现的，那种小学生当面受斥责的尴尬面容，也就逐渐消失了。梅格雷的眉宇间露出了坚毅的神色，他又象在心境愉快的时刻一样，一袋接一袋地吸起烟斗来。
如果让科梅利奥先生料到，探长对缉拿约瑟夫·厄尔丹的事如此掉以轻心的话，他一定要大吃一惊，而且肯定会激起他的怒火！
对于梅格雷来说，缉拿逃犯是个次要问题。在他看来，那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就在某处，虽然混迹于几百万人之中，然而探长却坚信，一旦有必要，他就能立刻把他缉获归案。
不，他所要费神的不是这件事，而是那封在库波尔写成的信。还有，可能想得更多的是，他从一开始侦查就忽略的一个问题，对此他现在是非常后悔的。
然而，在七月份大家都曾那样肯定了厄尔丹的罪行，预审官立刻接手了这案件，这样一来，就把警方排斥在外了。梅格雷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了下去：
“凶杀案发生在圣克卢，时间大约在凌晨两点三十分，厄尔丹四点钟以前就回到巴黎的王子街，他既没乘火车，也没乘电车，又没有任何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连出租汽车也没坐，那辆三轮送货车又放在塞夫勒街他的老板那里……要么他就是步行回家的？那除非他一刻也不停，一口气跑回来，但这是绝不可能的啊！……”
中午十二点半，在蒙帕纳斯十字路口，街市的热闹景象达到高xdx潮。拉斯帕伊大道附近的四家大咖啡店，顾客们熙来攘往，虽然已近深秋，窗外临街的客位上还是座无虚席。顾客当中，外国人要占百分之八十的比例。
梅格雷一直走到库波尔咖啡店，他看到那间美式酒吧的入口，就挨身进去。
酒吧间里只摆了五张桌子，都已坐满，大部分顾客坐在柜台前的高凳上，或者站在柜台周围。
探长听见有一个人向侍者说道：“来杯曼哈顿酒。”
他也一边就坐，一边说道：“照样来一杯！”
就年龄说，梅格雷已属于常去啤酒店喝上一杯的那一辈人了。咖啡店的侍者把一盘橄榄送到他面前，他没动。
“请把这盘橄揽递给我，好吗？”一个金发瑞典少女问道。
梅格雷点点头。
整个咖啡店都闭哄哄的，房间最里面有一扇便门，时开时关，从里间不断地送出来橄揽、油煎土豆片、三明治和一些热饮。伴随一片杯碟碰撞声，四个伙计同时高喊着侍应客人，操着不同语言的顾客，也在这一片嘈杂声中互相交谈。
这里的一切，从在座的顾客、咖啡店的侍者，以至于房间的摆设布置，都和谐地浑然一体，形成了笼罩在整个咖啡店内的气氛。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亲切的、不拘礼节的，不论是少妇，或者是刚从小轿车上下来，由一群酒肉朋友簇拥着的工厂老板，还是爱沙尼亚的毫无才气的画家，全都是一样。大家都亲见地对侍者领班直呼其名，叫他鲍勃。人们不必经过介绍就互相交谈起来，就象很熟的朋友一样。一个德国人正跟个美国佬在用英语交谈；还有个挪威人至少掺混了三种语言，想让一个西班牙人弄懂他的意思。
这儿有两个大家都认识、都打招呼的女人，其中一个年龄已经不小，开始发胖了，现在的季节就穿上了毛茸茸的冬装。梅格雷认出了这个闲荡的女人，过去在罗凯特街的一次大搜捕中，曾被叫来，送到圣一拉扎尔去过。她嗓音沙哑，目光懒洋洋的，人们走过那里都跟她握握手。女人坐在桌子后面，神气十足，宛如她独自一人就足以体现了这混乱的场面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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