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听她讲。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嘴，然后下巴微微动了一下，他就把烟嘴塞进了嘴里，我对他故作风雅，矫揉造作的样子感到吃惊。过了一会儿，女人站起身，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声音响亮地对他说道：“下一次，您可得想着点我的备用品。”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句话是以生硬、几乎轻蔑的语气说出来的，而那另一个人则温顺地摇摇头。然后，她步伐坚定，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馆，而他则好像十分生气。我目送她离去。她身穿一件加有毛皮衬里的风衣。她在左侧人行道取道维克多一玛赛街，我寻思她是否走进“塔巴汗”夜总会里去。可是，不。她不见了。到更远些的旅馆里去了吗?总之，她可能经营一家旅馆，也可能是一家小酒馆或一家化妆品商店。他还坐在桌子旁，低着头，沉思默想，烟嘴吊在嘴角处，就好像刚刚挨了一下。在霓虹灯的灯光下，他的脸上覆盖了一层汗水和某种类似灰色油脂的东西，我在那些女人使之痛苦的男人身上常常注意到这种模样。他也站起身来。他个子挺高，略微有些驼背。
透过窗户，我瞧见他步履蹒跚地沿着皮卡尔街走去。
这就是我第一次与博维埃尔博士相遇的情景。第二次，那是十几天以后在靠近当费尔一罗什鲁地区的另一家咖啡馆里。巴黎是一个大城市，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在那儿多次遇见同一个人，而且常常在那些似乎最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场所，如地铁、大街??一次，两次，三次，好像命运——或偶然性——坚持这样，非要诱发一次相遇，把你的生活引向新的方向，然而，你却常常并不响应这一召唤。你不理会这个将永远成为陌生的面孔，你为此而感到宽慰，但也感到后悔。
我走进这家咖啡馆买烟，柜台那儿已经有人排队。
尽头，挂钟正指着晚上七点整。挂钟下，一张桌子旁，在红色仿皮漆布的坐席当中，我认出了博维埃尔。他被好几个人围住，不过，他们都坐在椅子上，只有博维埃尔坐在软垫坐席上，仿佛这个比较舒适的位置理所当然应该归于他。灰色油脂和汗水已经从他脸上消失殆尽，烟嘴不再悬在嘴角处。这不再是同一个男人。
这一次，他侃侃而谈，他甚至好像在举行讲座，而其他人则认真、专心地在聆听。其中一个人在一本大练习簿上记满了笔记。有一些女孩和一些男孩。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突然产生了什么样的好奇心，毫无疑问，是想要回答我正在考虑的问题：一个人，按照他在皮卡尔或在当费尔一罗什鲁两个不同的地方，他怎么能够如此变化呢?对于巴黎的神秘现象，我总是非常敏感的。
我决定坐在与他们相邻的那张桌子的坐席上，这样离博维埃尔就更加近些。我注意到他们都喝了咖啡，于是，我也要了一杯咖啡。他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当我拉开桌子时，博维埃尔并没有中断讲话。我被桌子脚绊了一下，跌坐在他旁边的坐席上。我专心地听他讲，但是，我不大明白他所说的。某些说法在他的嘴里和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样的意思。看到他对听众那么具有影响力，我感到非常惊奇。所有的人都怀着钦佩的心情听他讲话，那个拿着大练习簿的家伙不停地用速记法做笔记。他时不时地通过一些晦涩难解的评论诱发他们的笑声，这些评论想必常常被他提到，就像口令一样。如果我有这个勇气，我将会尽量回忆他讲授中最有特点的用语。然而，我对他所运用的词语并不看重。我对这些词语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发现任何灵感。在我的记忆中，它们的音色变得同一架年代久远的羽管键琴的乐音一样尖细而忧伤。此外，既然博维埃尔博士的嗓音再也不能调动它们，那就只剩下一些毫无生气的，我很难理解其含义的词语。
我认为博维埃尔多少有一点从心理学和东方哲学那儿借用了这些词，但是，我不太愿意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他终于转向我这一边，而且注意到了我的存在。
起先，他没有看我，后来，他向听众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然而，眼睛却盯视我。那时，我感到自己融人了这个团体，我暗自思量，对于博维埃尔来说，其他人和我之间是否有所区别。我确信，在这个咖啡馆里，在这同一张桌子的周围，他的听众不断更新，尽管有极少数的忠实信徒——如贴身保镖一样——，平时每天晚上，肯定有好几个小组相继而来。我想，他把所有这些面孔，这些小组都混淆一起。多一个，少一个??而且，他有时好像在对他自己说话似的，只是一名在陌生的观众前念独白的演员??当他觉得他周围的人已高度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就用力地吸烟嘴，他猛力地吸，以至他的腮帮子都凹陷了，却没有吐出一口烟，他停顿片刻，以证实所有的人都非常认真地在听他讲话。这第一个傍晚，我是在聚会快结束时到的。过了一刻钟，他就不再讲话了，他把一只薄薄的、式样雅致的黑色公文包——人们在圣奥诺雷区的高级皮件商店里买的那种——放在膝盖上。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红皮面的记事本。他翻了翻记事本。他对最靠近的邻座，一个脸长得像鹰似的男孩说道：“下周五，八点，在‘择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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