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男孩便记在笔记簿里。初看起来，男孩大概是他的秘书，而且，我猜想他负责发通知。博维埃尔站起身来，又一次转向我。他屈尊俯就地冲我微微一笑，也许是为了鼓励我往后参加他们的聚会。以旁听生的身份吗?其他人也都一下子猛地站起身，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外面，当费尔一罗什鲁广场，他站在那群人的中间，他一会儿跟这个说话，一会儿跟那个说话，就像那些有点豪放不羁的哲学教授那样，他们习惯于课后同最有兴趣的学生一道去喝一杯，直到深夜。而我，我就在这个群体中。他们把他一直送到他的车旁。一位我早已注意到的面孔瘦削，表情严肃的金黄色头发的女子在他身旁走着，他好像同她比同其他人更加亲密。
她穿着一件与皮卡尔街的那个女人穿的一样颜色的风衣，不过，她的风衣并没有加毛皮衬里。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有一阵，他挽着她的胳膊，而其他人似乎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到达车子前时，他们还交谈了几句。
我呆在一边，离他们稍微远些。他把烟嘴放到嘴里的动作并没有那种在皮卡尔街曾使我惊奇的矫揉造作。
相反，烟嘴反倒赋予他某种军人般刚毅的东西，他身边围着一群参谋，他向他们传递最后的指令。身穿风衣的金发女子与他靠得如此之近，他们肩挨着肩。她的神情越来越严肃了，好像她要别人保持远距离，告诫他们，她在他身旁可是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他同这个女子一起上了车，女子砰地一声把车门关上。他向车窗探过身，挥动手臂作告别状，然而，因为，那时候，他那明亮的眼睛正好盯着我，我恍惚觉得他只是在向我道别。我正站在人行道边上，于是，我就向他俯下身去。那女子面带愠色地瞅着我。他准备发动汽车。我感到一阵眩晕。我很想拍打车窗，对博维埃尔说：“您没有忘记带备用品吧?”因为，在皮卡尔街的那个晚上，这句话曾使我很好奇。一刹那间突然发现的那么多其他的话语，那么多的面孔，将在你的记忆里，犹如远方闪烁的星星那样熠熠发亮，它们随着你的离去而消失之前，并没有透露出它们的秘密；一想到这句话也会这样始终是一个谜，我便感到空落落的。
我呆在那儿，在人行道上，在这群人中。我感到很尴尬。我不知道对他们说什么好。最后，我对那个长着一张鹰脸的家伙莞尔一笑。也许他比别人更知道底细。我有点出其不意地问他，刚才同博维埃尔一起乘车离去的女子是什么人。他没有表示出什么意外，声音平稳而低沉地回答我，她的名字叫热纳维埃芙。热纳维埃芙·达拉姆。
二
7
我尽力回忆发生撞车的那天夜里，那么晚，我在方尖碑广场可能做的事情。我应该确切说明，在那段时期，每当我离开左岸的那些街区，我就感到十分高兴，仿佛我只需穿过塞纳河便可以从我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蓦地，一触即发。最终，我将遇到些什么事情。
我大概过于看重地形学。我常常暗自思忖，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我同父亲见面的地点从香榭丽舍大街渐渐挪到奥尔良门。我甚至记得，我在绿道街那家旅馆的房间里铺开一张地图。我用红色圆珠笔打上一些叉号，作为标记。一切都已在一个以星形广场为重心，随着向西延伸的通道直到布洛涅森林的地带开始。然后是香榭丽舍大街。我们不知不觉经过玛德莱娜广场和巴黎林荫大道，悄然向歌剧院区走去。然后，走得更远些，靠近皇宫小区。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我来到“鲁克世界”那儿和我父亲碰头。我想，他总算在这漂泊不定中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我们渐渐走近我力图在地图上划定的界线。我们从“鲁克”走到“科罗娜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位于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和卢浮宫堤街相交的街角。是的，我觉得，那条界线，它就在那儿。他总是约我晚上九点钟在“科罗娜咖啡馆”见面。咖啡馆都快要打烊了。在咖啡馆的尽头，我们是惟一的两名顾客。沿河街道上再也没什么来往车辆，我们听见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的大时钟在每一刻钟报时的钟声。就是在那儿，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磨损的衣服，海军蓝的大衣上缺少了纽扣。不过，皮鞋擦得锃亮，无可挑剔。我并不想说他像一名失业的音乐家。不，倒更像是关押后放出来的一个“冒险家”。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人已失去青春的丰采和机敏。我们从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疲惫地走到了奥尔良门。再往后，十一月里的一个雾蒙蒙——一种橙黄色的雾——的早晨，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身影消失在蒙鲁日和夏蒂雍的方向。他径直向这两个地方走去，这两个地方各自拥有一座要塞，从前那里都在拂晓时执行枪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常常会逆向沿着这条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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