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德赛》的第五歌中，尤利西斯对她说：“不管珀涅罗珀有多庄重，但与你相比，便谈不上什么伟大与美丽……然而，我每天都在许一个愿，那就是回到那里去，在我的家园看到回返之日！”荷马继续写道：“尤利西斯在倾诉着，太阳落沉。黄昏降临：他们俩又回到了岩洞深处，在穹顶下拥抱相爱。”
伊莱娜长期以来的可怜的流亡生涯与此毫无可比之处。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那儿过的是真正的dolcevita，也就是安逸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可是，在异乡的安乐生活与充满冒险的回归这两者之间，他选择的是回归。他舍弃了对未知（冒险）的激情探索而选择了对已知（回归）的赞颂。较之无限（因为冒险永远都不想结束），他宁要有限（因为回归是与生命之有限性的一种妥协）。
法伊阿基亚的水手没有叫醒尤利西斯，把身上裹着床单的尤利西斯放在伊萨卡岸边的一棵橄榄树下，悄悄地走了。归程由此而结束。他精疲力竭，在沉睡着。醒来时，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雅典娜拨开了他眼前的迷雾，接踵而至的是沉醉；是伟大回归的沉醉；是已知的迷醉；是让天地间空气震颤的音乐：他看见了儿时熟悉的锚地，看到了眼前高矗的大山，他抚摸着古老的橄榄树，让自己确信自己一直像在二十年前一样。
1950年，阿诺尔德·勋伯格[1]在美国呆了整整十七年之后，一个记者向他提了几个不善而又幼稚的问题：流亡生活是否真的会使艺术家丧失创造力？一旦故乡之根停止提供滋养，他们的灵感是否真的就会立即涸竭？
你们想一想！大屠杀之后才五年啊！勋伯格对那片故土没有思恋之情，一个美国记者竟然不予宽恕，要知道当年天下最恐怖的事是当着勋伯格的面在那儿发起的呀！但是，没有办法，荷马以桂冠来颂扬思乡之情，由此而划定了情感的道德等级。珀涅罗珀占居了等级之巅，远远高于卡吕普索。
卡吕普索，啊，卡吕普索！我常常想起她！她爱上了尤利西斯。他们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七年。不知道尤利西斯与珀涅罗珀同床共枕有多长时间，但肯定没有这么久。然而，人们却赞颂珀涅罗珀的痛苦，而不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
3
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1914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以共产主义消亡而告结束的第三次战争。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1936年西班牙内战；1956年俄国入侵匈牙利；1948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1991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945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遇到任何重大日子，使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20”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1918年获得了国家独立，而在1938年又丧失了。
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启了第二个20年的恐怖，后在1968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50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1969年秋牢固地建立，而谁也没有料到，又于1989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20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纳粹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专政。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1969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促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差不多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一个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出来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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