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两只盛满酒的玻璃杯放在咖啡桌上，坐回他的椅子，举杯说：“为健康干杯。”
她也说了同样的话，喝了几口，“味道不错。”她夸奖道。
“我家里还有更好的葡萄酒。”
她真希望他没说这句话，没有必要说这个。她突然觉得他在盯着她，她也把目光迎了上去，笑着说：“你知道我来这儿的原因。”
“是的，当然。我的秘书韦奇曼太太给我说了你来这儿的用意。你是巴里-迈耶的好朋友。”
“是的，说我对发生在她身上的不幸感到很震惊，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我与她母亲取得了联系，你也可以想象，她失去了唯一的女儿是多么的悲伤，我决定……决定利用假期找出导致迈耶死亡的的原因。我答应她母亲那样做，但说实话，不管怎样，这一切都是在为我自己。”
他紧闭双唇，闭闭眼睛，“问题是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知道巴里在你这儿接受治疗，而且至今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我想，你或许能了解在她死前她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无论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感觉不舒服。”
托克尔若有所思地摸摸鼻子，说：“卡希尔小姐，很明显我不可以自由谈论我和巴里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这牵扯到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信任问题。”
“我知道，托克尔医生，但对我来说，一个总的评论并不一定会破坏这个原则。”
“你什么时候遇见巴里的？”
问题的转变令卡希尔措手不及，一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她才说：“在大学，我俩关系很好，直到两人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当然，我俩也经常联系，加深我们的友谊。”
“你说你和巴里的关系很密切，有多密切？”
“很密切。”她想起了马克-霍特克斯，他也曾对两人关系的密切程度提出过质疑，“你对我俩之间的友谊或我来这里的原因存有疑问吗？”
他摇摇头笑了，“不，根本不是，如果我的话让你产生了那样的印象，请原谅。你在华盛顿地区居住和生活吗？”
“不，我……我在布达佩斯的美国大使馆工作。”
“那太好了，”托克尔说，“我曾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这座城市很迷人，苏联人控制了这个城市真是可耻，什么东西都隐瞒起来。”
“其实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糟糕，”卡希尔说，“它在苏联所有的卫星国里是最开放的。”
“可能吧。”
卡希尔渐渐明白，他在和她玩一个游戏，就是问一些他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她决定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托克尔医生，我们以前见过面。”
他斜着眼，身体向前倾，“我也想到曾经见过你，是在布达佩斯吗？”
“是的，你在参加一个大会，我刚好赶到。”
“哦，我想起来了，大概是在招待会上，是吗？一个令人厌恶的晚会，你今天的头发跟那天有些不同，更短些是吗？”
卡希尔没想到他记得这么清楚，吃惊地笑了，“是的，你的记忆力真好。”
“卡希尔小姐，坦白说，遇见一位女士一年多后再遇见她，说她改变了发式是很保险的，通常颜色也会有变化，但你没有。”
“不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天生并不是金发的。”
“是的，我认为也不是，你在使馆做什么工作？”他问。
“负责行政事务，如贸易代表团，帮助走散的美国游客。就这些琐事。”
“哦，一点都不无聊。”
“我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好朋友。”
“真的？谁？”
“一位同事，她叫阿帕德-海迪盖什，你认识他吗？”
“你说他是……是你的同事，一个精神病医生？”
“是啊，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才华用在苏联统治下的社会里简直是浪费。但他始终保有他的独特之处。”
“就像大多数匈牙利人。”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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