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佩隆肯与布伦陶之间的警察局警犬墓地里，哈拉斯得到了它那参观者络绎不绝的墓穴。我父亲告了状。他提到瓦尔特-马特恩和那个钢琴家。伊姆布斯遭到盘问，可是他在案发时正同参议教师布鲁尼斯下棋，鉴赏云母石，还喝了两瓶摩泽尔葡萄酒。瓦尔特-马特恩也同样准备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对他提出的诉讼陷入了僵局。两天之后，战争在但泽、在朗富尔、也在其他地方开始了。瓦尔特-马特恩挺进波兰。
图拉，不是你——
不过，我可是差一点儿就见到元首了。他用啪啪声和隆隆声宣告自己的到来。所有的大炮在九月一号几乎都朝着四面八方射击。两个木工伙计把我带到我们出租房屋的屋顶上。他们在光学仪器发售商塞姆劳那里借了一个望远镜。战争看起来滑稽可笑，令人失望。我只看到射击——奥利瓦森林冒着一团团絮棉似的云雾——我从来就没有见到弹着点。只是当俯冲轰炸机掠过新航道，后面拖着一缕青烟，在望远镜里显示出那就是韦斯特普拉特时，我才相信，这并不是闹着玩儿。可是，我刚从屋顶上偷偷往埃尔森大街上一看，便清清楚楚地看到买东西的家庭主妇、在阳光下四处乱跑的小孩和猫儿，我弄糊涂了：也许我们只不过是玩玩而已，明天新学期又要开始。
可是喧闹声大得惊人。那些俯冲轰炸机——十二架罗圈腿式轰炸机，肯定会让我们的哈拉斯变得沙哑；可是我们的哈拉斯已经死了。这条牧羊犬并非死于犬瘟热，有人用放了毒药的肉毒死了它。那时，我父亲流下了男人特有的泪水，让他那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冷冰冰地含在嘴里。他若有所失地同无所事事的木工学徒站在裂开的桌旁，无法从挺进波兰的德意志帝国部队那儿得到安慰。甚至就连广播电台的消息，就连特切夫、霍伊尼采和图霍拉——可以说科施奈德赖——都已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也未能给他带来丝毫安慰，尽管他的妻子和波克里弗克一家，也就是所有出生在科施内夫伊的人都在对着木工作坊院子大声欢呼。他们欢呼着：“现在占领了佩茨廷，又占了施朗根廷，还有利希特瑙和格兰瑙。弗里德里希，你听，几个钟头前他们就已经开进了奥斯特尔维克！”
对于木工师傅来说，真正的安慰是在九月三号才由一个身穿军服的摩托车手带来的。信使带来的信上说：元首和帝国总理莅临被解放的但泽市，希望认识该市立下功勋的市民，也希望认识木工师傅弗里德里希-利贝瑙，因为正是用他的牧羊犬哈拉斯配种，产下了元首的牧羊犬亲王。亲王这条狗现在也在城里。木工师傅利贝瑙可能在某个时候到达措波特疗养大楼前，在那里向值勤的副官——党卫军分部首脑某某求教。用不着带哈拉斯这条狗，不过，允许带一名家属，最好是带一个孩子陪同前往。要求出示身份证。要身穿制服，或者是干净的日常便服。
我父亲选了他星期天才穿的服装。我这个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反正三天来都是穿少年队的队服，因为到处都在出事。我母亲给我梳理头发，一直梳到头皮发痒。父亲和儿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当然，我们离开住宅时，楼梯被所有的邻居挤得水泄不通。只有图拉不在场，她在新航道搜集榴弹碎片。可是在外面，所有的窗户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的目光。在斜对面的股票房里，布鲁尼斯住宅的一扇窗户洞开着，身材苗条的燕妮神情激动地向我挥手，但是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却没有露面。我久久地惦念着他那长满结节的脸。当我们已经在空着的公务车上，在身穿制服的司机后面坐下来时，当埃尔森大街走完时，当我们将玛丽亚街、小锤公园和栗子路扔到后面时，当我们走到繁华的街道上，然后来到措波特大道上，朝着措波特方向迅速驶去时，我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
除了坐公共汽车外，这是我第一次坐真正的小汽车。还在路上，我父亲就弯下腰来，冲着我的耳朵大声讲道：“这是你一生中的一个伟大时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你就会什么东西都看得见，以后就可以给人讲这些事了。”
我把眼睛睁得很大，迎面吹来的风把眼泪都给吹出来了。就是现在，在我完完全全按照父亲的意思，也同样按照布劳克塞尔先生的意思，讲述我圆睁双眼将它们吞下去，然后作为回忆积累起来的事情时，我的眼睛仍然感到疲劳，变得潮润。当时我担心，我很可能泪眼模糊，看不清元首。如今我必须尽力，别让那时的任何东西由于泪眼朦胧而变得模糊不清。当时那些东西笨手笨脚，身穿制服，旗帜飘扬，阳光照耀，具有世界意义，汗流浃背，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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