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一个人死去，他过去的一生唯有苦与爱。他感受着死神在他身上的劳作，可我却听到他象孩子似的在戏谑我看到，他的目光如何从万分的痛苦中射出来寻找我，不是为了向我乞求，而是为了鼓励我振作精神，为了让我看到痉挛和痛苦都损害不了的。保留在他身上的珍宝。这时，他的眼睛是那么大，使你不再看到他的枯萎的脸，而只看到他那对大眼睛的光芒。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博比？”
“给我讲点什么吧。讲貘好吗？”
我讲貘的故事，他闭上眼睛，我尽力象往常那样地说话，因为我一直快哭出声来了。当我以为他不再听我讲，或者已经睡着了时。我随即就不出声了。他却又睁开了眼睛。
“后来呢？”
我于是接着往下讲，讲貘，讲卷毛狗，讲我的父亲，讲小坏蛋马泰奥·斯皮内利，伊丽莎白白。
“是啊，她嫁了个傻小子。就是那样，彼得！”
他常常突如其来地开始谈死亡。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彼得。最最艰难的劳作也及不上死亡艰难。但总能经受过去的。”
或者说：“经受过了这折磨以后，我可以放声大笑了。处在我这种情况下，死是值得的，我将摆脱这驼背、短腿和瘫痪的腰。换了你，有这样宽的肩膀和健美的腿，那就遗憾了。”
在最后几天里，有一次他从微睡中醒来，大声说：
“根本没有象神甫所说的那样的天。天要美得多。美得多。”
木匠妻子常来，明白事理地表示了她的同情，也愿意帮点忙。木匠则始终没有露面，我感到非常遗憾。
“你说呢，”我偶尔问博比，“天上也有貘吗？”
“当然有。”他说着还点了点头，“那里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也有羚羊。”
圣诞节到了，我们在他的床前小小庆祝了一曲。寒潮装来，天寒地冻，接着又解冻，新雪落在薄冰上，但是我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听人说，伊丽莎白生了一个男孩，随后就把它忘了。纳尔迪尼来了一封令人捧腹的信，我匆匆读完，就放在了一边。我始终头脑清醒地从我自己和那个病人手里挤出每一个小时，急速地完成我的工作。然后焦急地匆匆跑回医院去，那里是一片令人欣慰的静谧，我在博比的床边坐上半天的时间，四周是梦一般深沉的平和。
他在结束生命之前还有短短几天较好的日子。令人奇怪的是，刚刚逝去的时间仿佛在他的记忆中已经消失了，他全然生活在早年的岁月中。有两天之久，他只讲关于他母亲的事。他已经不能长时间地说话了，但是，在几小时之久的间歇里，也能看出他在思念她。
“关于我的母亲，我实在对你谈得太少了。”他叹息说，“凡是同她有关的事，你可一桩也别忘记，要不然的话，就再也没有知道她和感激她的人了。彼得，假如人人都有这么一位母亲，那该多好。我永远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她没有把我送进贫民院。”
他躺着，吃力地呼吸着。过了一个小时，他又开始说。
“在她所有的孩子中间，她最爱我，把我留在了她的身边，直到她去世。几个兄弟都移居外乡了，姐姐嫁给了木匠，而我却在家里坐吃，尽管她是那么贫困，但从未让我为此付出代价。彼得，她十分瘦小，也许比我瘦小得多。她把手伸给我的时候，就象一只很小很小的鸟儿站在我的手上。她去世时，邻居吕蒂曼说，她有一口儿童棺材就够了。”
他自己有一口儿童棺材也差不多就够了。他躺在干净的病床上，那么瘦小，简直人都快没了，他的手就象有病的女人的手，又长又细又白，有点蜷曲。他停止想望他母亲时，下一个轮到的便是我。他讲着我，仿佛我没有坐在旁边似的。
“他不走运，自然是眼前，但是对他并没有任何损害。他的母亲死得太早了。”
“你还认识我吗，博比？”
“当然罗，卡门青先生。”他风趣地说着，轻声一笑。
“我要是能唱歌该多好。”他紧搂着说。
在最后的几天里，他还问：“你说，住医院花费很大吧？可能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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