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戴帽子的人，因为帽子一旦摘下，大脑就得亮出来。一直以来，我在人们脱帽的瞬间都会低下目光，不去看，否则看到的东西太多。我永远不会给自己买一个有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否则我的太阳穴会跳个不停，因为它会立刻让我想到，在帽子的衬里面前，头无所隐瞒，它在每一顶帽子面前都没有秘密。
我可以说出这一切：杏树也好，帽子的白色衬里也罢，但我无法用词语解释它们在大脑中的作为。词语被裁剪过，甚至被裁剪得很精确，用于说话。它们只为说话而存在。对于我，它们也为写作而存在。但杏树的螺丝刀枝条和大脑帽子，是词语无法理解的，它们没有能力做思想的代表。
读书或写作也都于事无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认为这本书严肃，而另外一本却肤浅。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脑中引发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将我的思想吸引、词语却无法驻足之处的密度。文章中这样的地方越多，就越严肃，这样的地方越少，就越平庸。一直以来，我评价一篇文字的优劣仅此一个标准。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如果说一本书改变了我，那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尽管大家总是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二者没有区别。散文同样要遵循这个密度，只不过它因篇幅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经常举办诗歌朗读会的布鲁诺·甘茨（BrunoGanz）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是的，诗歌中每一个句子都能展开一片广阔的空间，并超越词汇赋予它的意义。每句诗行又以奇特的方式和下一行叠加，如此不断构造出新的空间。线性的散文则以论证方式出现，经常需要运用换位、垂直和异常独特的移位。在我看来，诗歌处于一个被空气包裹的巨大空间，它比词语直接表述的内涵更广，更能打动人。”布鲁诺·甘茨非常贴切地描绘出读者被文字吸引的情形，只不过它针对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形式。散文有时也会像玻璃一样清晰走来，汉娜·克拉尔（HannaKrall）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把她从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带到奥斯维辛，隔离起来。三个月后，因为她丈夫在茅特豪森等着，只好放她出来。她在月台上找到门格勒医生，希望能允许她在列车上做护理??门格勒医生优雅、有礼，在站台上简单地做了个测试：‘你知道怎么区别动脉出血和静脉出血吗？’他问，这个她知道，她曾在犹太人聚居区的伤寒诊所学过。门格勒又问，‘人一分钟呼吸几次？’这个问题难住了她，‘心脏一分钟跳几下？’医生像个通情达理的教授，不愿看到学生考试不及格。‘要看情况，’她回答，‘看他是否感到害怕，和害怕的程度。’门格勒医生大笑起来。这时她看见他门牙上有个缝，她记起护理课上讲过，这样一个牙缝叫做先天性牙体间隙。”汉娜·克拉尔的记录保留了口述语气，其笔触饱含冷峻的精准和敏锐的平静。
文字在讲述的同时也在倾听，阅读时将我推到离事实近到几乎无法忍受的距离。汉娜·克拉尔使我们所有的评价失语，她通过提炼和对情节的安排产生一种毋庸置疑的率直，在脑海中开始回响。她笔下的事件似乎自己在讲故事。汉娜·克拉尔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加评论，却在每个句子后面无形地参与着。她无须虚构，仅仅通过对词语、词序、剪裁的敏锐感觉，令人叹服地进行文学创作。在她的作品中，事件仿佛被迫回到亲历者的隐身之处。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则是相反的例子，他在虚构时却给人以纪实的印象。沃纳的文字无须修饰也能熠熠生辉，他这样描写“在家的感觉”：“??我在夜的黑暗中走进房间，认出了凳子。因为我知道，这时候它一定在那里，（而且我知道，我）在同样被黑暗包围的陌生房间中不会认出它——事实上我什么都没看见。”还有，“整个城市像音乐会上邻座那一动不动的剪影”，或者，“我在谈话时关注自己的表情总是多于对方，而我对自己的了解，并不比在对方眼中折射的更多。”沃纳的文字中，迷失在简洁中发生，已经确认的事实重又变回陌生，扩展为范式。但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却让人不得而知。句子在大脑中做了什么，不会示人。
文章也可以是隐喻的，像安东尼奥·罗伯·安图尼施（AntonioLoboAntunes）的作品，将文字拼成画面，再引向迷失：“黑色的情绪和愤怒的忧郁化为云的色彩，在海上团成一个个靠垫，摞在一起，仿佛到处是塔夫绸的双下巴。”这是他的小说《鸟儿归来》中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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