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装好了。”她说，“亲爱的，我真蠢。不过酒吧老板为什么要待在浴室里？”
“嘘——他等着帮我们提箱子。”
“他太好了。”
“他是个老朋友。”我说：“有一次，我几乎给他寄黄烟来了。”
我透过开着的窗户向外看，外面很黑，我看不见湖，只能看见黑暗和雨，风小了。
“亲爱的，我穿好了。”凯瑟琳说。
“好。”我进了浴室。“这是箱子，埃米诺。”我说，酒吧老板提起了两个箱子。
“你帮助我们，你真好。”凯瑟琳说。
“夫人，别客气。”酒吧老板说：“我很高兴能够帮助你们，又不给自己惹麻烦。听着，”他对我说：“我提着箱子从招待们的楼梯下去，到小船那儿，你们就像散步一样走过去。”
“这样的夜晚散步很好。”凯瑟琳说。
“天气很糟也无所谓。”
“我很高兴有一把伞。”凯瑟琳说。
我们走过长长的大厅，走下铺着厚厚地毯的宽大的楼梯。在楼梯口，门房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吃惊地看着我们。
“先生，你们要出去吗？”他问。
“是的。“我说我们想沿湖走走，看看风暴。
“先生，你没有没有雨伞吗？”
“没有，”我说：“这件大衣可以挡雨。”
他有些疑虑。“先生，我给你一把伞。”他说，随后取了一把大雨伞，“先生，伞有点大。”我给了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噢，先生，你真好，谢谢。”他说。
他把门打开，我们到了雨中，他对凯瑟琳微笑，她也向他笑笑。“别在暴风雨中待得太久，”他说。“你们会淋湿的。”他只是二号门房，所以英语很蹩脚。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说。打着大号雨伞，我们在黑暗中穿过湿淋淋的花园，沿着大路向湖边走去，又湿又冷的风打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山上一定下雪了。黑沉沉的湖水拍打着岸上的岩石，我们到了酒吧老板锁船的地方，他从树丛后走了出来。
“箱子放到船上了。”他说。
“我想把船钱给你。”我说。
“你有多少钱？”
“没多少。”
“你以后给我寄钱吧，没关系。”
“多少钱？”
“你想给多少？”
“你说多少？”
“你要是顺利到达了，就寄给我五百法郎。等你脱险了就不在乎这些钱了。”
“好。”
“这是三明治。”他递给我一个手提袋。“酒吧里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一瓶白兰地，一瓶葡萄酒。我把这些装进了我的箱子。”
“好，给我五十里拉。”
我把钱给了他。“白兰地很好。”他说：“可以给你夫人喝一点。她最好上船去。”他扶着船，船一起一伏地碰碰撞着石岸。我扶着凯瑟琳上了船，她坐在船尾用披风围住自己。
“知道往哪儿划吗？”
“向湖上游划。”
“知道有多远吗？”
“要过了鲁易诺。”
“要过了鲁易诺、坎那罗、坎诺比欧、船拉诺，只有到了柏瑞莎格，你才能到瑞士。你们一定要路过塔玛拉山。”
“几点了？”凯瑟琳问。
“才十一点。”我说。
“如果你不停地划船，应该在早上七点钟划到。”
“那么远吗？”
“三十五公里。”
“我们怎么走呢？在雨中我们该有个指南针。”
“没必要。先划到母亲岛，然后从母亲岛的另一侧顺着风向划。风会把你带到巴兰萨，在那儿你能看见灯光，就从那儿上岸。”
“风也许会转向。”
“不会。”他说。“这种风要一直刮三天，风是从马特龙峰上吹下来的。”
“现在我来付船钱吧。”
“不必了。我宁可冒一次险，如果你顺利到达了，能给我多少就寄多少。”
“好吧。”
“我想你不会翻船的。”
“那很好。”
“顺风划向湖的上游。”
“好的。”我上了船。
“你留下付给旅馆的钱了吗？”
“是的。在房间里的一个信封里。”
“好，祝你好运，中尉。”
“也祝你好运。我们会永远感激你的。”
“你要是翻了船就不会谢我了。”
“他说什么？”凯瑟琳问。
“他祝我们好运。”
“祝你好运。”凯瑟琳说：“非常感谢！”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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