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登上证人席，我仍实话实说。”
“假如您上不了证人席呢？”
温洛克站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两手握紧了又张开，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上帝保佑，”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我还不如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国家，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好。我——”
“您还是离开这个国家好，”梅森说，“因为这样您就可以躲开杀人犯的指控。”
“别逗了，梅森先生。如果我是杀人犯，那对我妻子和养子为换取黛安娜的沉默而编造的故事，我就会津津乐道，到处散布。我还会做伪证说我进去时看见那家伙当时神志不清显然是喝醉了酒。”
梅森说：“除非这样说是为了救您的命，迷惑我……您告诉我您离开时那家伙活得好好的，就等于把我置于唆使别人做伪证的地步，因为如果我明知道您说的是事实，却又允许您妻子养子作伪证为被告证明他们进屋时的确看到博雷躺在那里不省人事，看上去喝得酩酊大醉，我就是允许他们做伪证。”
“我实在没有办法，梅森先生，我不能就这么自欺欺人地活着。我已经到了吃不香、睡不着的地步，再这么下去，我真是没法活了。”
“您太太对此有何反应？”梅森问。
“她和我想的不同，她不理解我的感情，这是件不幸的事，可同时也算是一种庆幸。很显然，惟一使她上心的事是如何不使家丑外扬，如何避免让她的社交圈子知道原来她14年来一直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她压根儿没和我结婚等等。她推一关心的是这件事对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
“是这样，”梅森说，“那您就赶快回家去和她好好商量商量。别忘了，作为辩护律师，我的义务就是为我的当事人的最大利益尽力而为。”
“您告诉我说您离开时他还活得好好的，可是您的妻子和养子却告诉我他们进去时他躺在那里严重受伤；仅仅是因为他的衣服上散发出威士忌酒味，他们才以为他是喝醉了。”
“而我是不会用您的话作为反驳他们的理由，我要做的是为黛安娜尽力而为。”
温洛克说：“您不能这样做，梅森先生。您是个德高望重的律师，您可不能干唆使别人做伪证的事啊。”
“您认为您妻子是在做伪证？”
“是不是我最清楚。”
“您没想到博雷很可能演了一场对他们有利的戏？您没想到博雷可能会把一瓶威士忌倒在自己衣服上，躺在地上装作不省人事，等您去的时候再起来装得若无其事。”
“我去的时候他的衣服上根本没有威士忌的味道。”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您就是杀死博雷的凶手，凶手只能是您。”
“别瞎说，梅森，”温洛克说，“我的确没杀他。”
“如果确实如此，”梅森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案子就乱套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整个社区都会为之轰动。”
“如果我妻子和养子登上证人席出具伪证的话，”温洛克说，“我会别无选择也登上证人席和他们口径一致讲述同一个故事，但是我现在要切切实实地告诉你，他们确实是在说谎。”
“如果这样的话。”梅森说，“我就不会把您作为证人传呼，但这并不影响我传呼您妻子和养子。”
温洛克看了看梅森，马上又避开他的目光。“我希望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
“我也希望如此。”梅森说着，意味深长地望着他。
“我有办法让我的妻子免于法庭的司法传唤。”温洛克说。
“您可以做到，”梅森说，“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您：如果我决定提出辩护和传唤你妻子和养子，而他们不能准时到庭的话，我会把我与他们的谈话以及他们要求作证的情况如实告诉法庭。我会坚持继续审理此案，直到他们出庭作证。而您也不能总逍遥在法庭之外，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您的切身利益太多了。”
温洛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怎么都是没办法了，我是进退两难了。”他走到门口，抓住门把，打开门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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