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钟后保罗打来了电话。
梅森拿起电话只听保罗说：“喂，佩里，我离开旅馆门口开车到这儿，停下车来到电话亭，打开电话亭的门又拨号码找到你，这总共花了整整2分钟时间。”
“该死，”梅森说，“如果是这样，看来不可能是黛安娜离开旅馆后又打了那个电话，除非整个时间都算错了。”
保罗说：“她是最后一个看见博雷活着的人。你也许会被迪拉德的时间搞糊涂了，但是我这个时间可确是实打实的，是分秒不差累计出来的，事实终归是事实。”
“说的不错，”梅森几乎对着电话自言自语说，“黛安娜离开旅馆以后的时间是可以实打实地算出来的，但是她进入旅馆的时间却只是按迪拉德手表的时间算的。”
“假设他的表是按旅馆办公室的挂钟对的，而不是按广播对的，表不准怎么办？”
“证明这些对你有帮助吗？”保罗问。
“任何事情都可能对我有所帮助，”梅森说，“任何有确凿事实的事。”
“否则就只会添乱。”保罗接着说，“好了，我该去吃点儿饭了。”
梅森放下电话，转身对德拉说：“2分钟。”
“也就是说迪拉德的时间差了大约4分钟？”
“是这么回事。”
德拉说：“他摸黑看的表不一定能看清，看错点是很可能的。”
“可这对黛安娜来说，就是生命攸关的事哪。”梅森说。
“这的确有出入，但是就算迪拉德对错了表，黛安娜也在那里呆了至少有10分钟啊。”
“可她说她没呆那么长。”梅森说。
“可别忘了，她承认她在那儿翻箱倒柜找合同来着，”德拉说，“她当时只是大概地估算时间。”
梅森说：“令人讨厌的是那位地区律师，对此事竟采取一副不屑一顾、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认为这宗案子不过是又一例凶杀案的一次例行的初级听证会，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出半天准能定案。”
“不管怎么说，”德拉说，“关键的问题是温洛克是否在撒谎，这家人是否在护着他们的养子，谁给了博雷致命的一击，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至于迪拉德的时间是否有误差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梅森说：“对于说服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解脱黛安娜并同时为她争到相当数量的财产，这方面我是有一定把握的。”
“但是如果我那样做，温洛克会有两种反应：要么起诉我犯有唆使伪证罪，要么至少把这作为今后的一个把柄，想什么时候整我就什么时候整我。”
“如果你不那样做会怎么样？”德拉问。
“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梅森说，“黛安娜就会受到谋杀的指控。她将被关进监狱等候判决，然后面对陪审团的裁决；与此同时，温洛克太太将会收回她的条件并一口咬定她从没说过那些话。那样一来就形成这种局面：黛安娜一面之辞要面对许多似有根据的证据，面对像乔治-温洛克这种在这一带有相当影响的人的证据。”
“一旦形成这种局面，我就要让公众大吃一惊，让他们知道温洛克就是黛安娜的父亲，并证明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自己。我将对陪审团施加压力，为黛安娜大声呼吁——这样搞好了充其量他们会判黛安娜杀人罪，而不是谋杀罪。这就是我所指望的最好的结局了。当好人做好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代价。真是岂有此理！”
德拉理解梅森的处境，她一言不发只是忧心忡忡地望着他。
塔兰特法官说：“时间已到，听证会继续进行。梅森先生，请告诉本法庭您还想为被告继续辩护吗？”
梅森说：“法官大人，这个案子绝非是一个简单案子。其中的奥妙与复杂我暂时无可奉告，但是由此引起被告方的顾虑，实在值得进一步追究。”
地区律师利兰站起身来说：“法官大人，被告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时间，我反对再对他们让步迁就。”
“我并不是故意拖延时间，”梅森说，“我只想澄清关于时间方面的一个问题。我想再对证人穆斯-迪拉德提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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