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能明确回忆起来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情绪的迫切要求。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就会被孩子的苦恼所压垮。另一个是当我接受《世界》杂志的年轻编辑一再要求撰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后，从当时借居的二楼窗户俯视他离开大门的背影，忽然发现那身影看上去悲凉楚怜。
这位年轻的编辑安江良介君现在是岩波书店的社长，成为我终生的好友。当年是他说服我接受这项工作，其实他把我从被残疾孩子弄得焦头烂额的处境中拉出来写报告文学，大概也隐藏着自己的忧郁——他当时刚刚失去第一个孩子。
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吵得不可开交，弄得我筋疲力尽，但我还是抽空到广岛原子弹轰炸医院采访，听重藤文夫博士讲述自己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和治疗的经验，我觉得受到真正的鼓励，从内心深处治愈了自己的疾病。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人生视野……
在大学教过我的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渡边一夫教授，对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做过几个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重藤博士谈论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以及受害者的治疗问题时，显然认为对这次惨重的灾祸“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表现出人文主义者对待苦难的态度。
我对这位年轻时专攻X光透视医学、具有不屈性格的医生恰好被派到广岛医院工作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对自己面临人生第一次也许是最大危机的时候，能够在广岛听到医学专家的教导也觉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我在大学接受过另一位也是我终生老师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重藤博士的人生思想。
这些重要因素结合的瞬间如命运一样存在于我的人生过程中。后来经过更多的实践，我现在对此坚信不疑。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某种超人的存在通过我们人类“击中中心”的瞬间。
在绿叶葳蕤的时候，我到离广岛不远的一座以酿酒著称的小镇郊外访问重藤博士出生的老家。这一带旧房屋所在的地方显示是颇有历史的墓地。先生说过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在绿树茂密的山中墓地上，我向身体仍然矍铄硬朗的夫人询问先生原子弹轰炸那一天之后的往事。一颗巨大的炸弹落在广岛，引起一场浩劫的消息很快传到附近的市町村，而且惨不忍睹的受伤者也纷纷逃到郊外。
晚上，夫人对重藤博士是否活着几乎已经绝望，但她还是打算第二天去广岛寻找遗体，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去广岛的火车票，便坐汽车去市区取票。而重藤博士幸免于难，在一个酿酒的朋友家里避难，喝了一些酒，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然后推着自行车——担心骑车危险——往家里走，没想到在街上碰见妻子。
重藤博士从郊区搭乘去广岛救援的卡车回去，那天就开始为原子弹轰炸受伤者治疗。由于通往广岛市中心区的道路被封锁，他就在市郊的练兵场上为受伤者治疗。作为医生，尽管只是给伤口——当时不知道扔下来的是什么炸弹——抹些烧伤油，对于无数的受伤者却是多大的精神安慰啊。
就在重藤博士尽心尽力为大家治疗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受伤的军人站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一直敬礼。问他为什么这样，那个军人回答说：这一场悲惨的战祸是自己造成的，而您，一个非军人，为战争的牺牲者这样奋不顾身地工作……
当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里的重藤博士大概没有精力向夫人谈论这样的事吧。第二天，他又去广岛，之后连续几周一直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工作。一个月以后，他身体虚弱、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的时候，就在心里嘀咕他本人是否有原子病症状，但没有问他。这次问他的夫人，夫人微笑着回答说：他以前体质虚弱，带有神经质，自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性格发生很大变化，别人都说他变得宽容大量，身体非常健康。
在为治疗原子病患者和维持医院运营而日夜操劳的那几年里，重藤博士正步入中年，身心发生巨变，判若两人，也许这为他后来一生从事的活动打下了基础。我每次阅读有关埃里克森的《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几篇评论和论文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重藤先生的面容，与文章里的描写重叠在一起。
重藤博士不正是通过向广岛这一场浩劫进行勇敢的斗争，进入超越“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的新的人生阶段了吗？原子弹轰炸后的考验难道不正是为新的重藤博士的诞生——也是为了许许多多原子弹受害者的光明——而“击中中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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