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一到四十岁前后，就想写一部格局庞大的小说，大致都会去写历史小说。我认为，几乎所有作家都想去创作以历史为舞台的小说。我也不例外，第一次试图以历史小说的话引子，来写自己那座森林里的故事。然而写得并不顺利，一年、两年地拖了下去。结果，在那个过程中，我逐渐明白自己想要写的，是用个人的声音，通过自己的内心，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来书写自己的场所、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土地之历史。既然如此，我就开始考虑，还是从正面用个人的声音书写信函的方式更为合适。
从学生时代直至当时，我借助学者的著作读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力论，其中由加斯东·巴什拉撰写的文章尤其吸引了我的关注：“倘若在自己的头脑中深化想象力，像是用自己个人的声音讲述似地叙述想象力的世界，那部作品就将如亲密的书信般直达读者的内心。”于是，我便打算写出从一开始就被作为个人书信进行解读的作品，而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采用写给长年来关系亲密的女性朋友的信函这一形式更为合适吧。
——因此，“妹妹啊”这种召唤般的文体便产生了。即便在日本文学里，自古以来，“妹妹”就一直在发挥着力量。可尽管如此，这个所谓的“妹妹”又是谁呢？是虚拟的人物？还是对人类所有女性发出的呼唤？这可是一个谜。
是呀，在现实里，我并没有常年交往的女朋友这种存在。面对什么样的女性而写呢？这个问题是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比如说三岛由纪夫，他好像曾以母亲、祖母以及去世了的妹妹为女性形象的原型。而恋人的原型，这种人就更多了。在我来说，高中时代的好友的妹妹，则是最为美丽、令人思慕的女性形象。后来我们发展成亲密关系，她更是成为最为重要的存在这种原型。后来，我就和自己所尊敬的那位朋友的妹妹结了婚。除此以外，我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再也没有那种关系亲密的女性了。
于是，我就考虑以朋友的妹妹或者自己妹妹为对象来书写信函。我决定把接受信函的对象，设定为非常亲密却没有性关系的那种特别的女性，与叙述者是双胞胎的那位妹妹。如此一来，文体就形成了。而我在墨西哥从多角度思考自己故乡的事物其本身，就好像为书写针对自己故乡的信函而打下的草稿。构建了这样一个框架之后，就编造了许多与自己、与自己故乡的历史并不重叠的虚拟故事，并一一放入其中。
这部作品发表三十年了，然而，当我这次时隔三十年重读自己如此写出的小说时，却发现当初以为虚拟的故事，其实仍然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自己听说的有关村子历史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作为令人感怀的奇妙故事，我觉得自己现在似乎接受了这部小说。
——您是说，您本人主动接受了面向未来的自己而写作的信函吗……在作品里最具象征性的语言中，有“破坏人”这个词汇。所谓“破坏人”，在故事的最后部分，他既是村子＝国家＝小宇宙的古人们的族长，后来也是神话和历史其本身，此外，他似乎还是完全覆盖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天皇制般的东西，这个人物具有多种解读可能，可以说说您当时使用这个词汇的原因吗？
在《同时代的游戏》中，作为确实生涩的语言而使用的村子＝国家＝小宇宙这个称谓里的所谓“小宇宙”，是渡边先生所喜欢的词汇，哲学意义上的人际社会①，也就是“人际”的意思。因此，人、那座村子、国家、小宇宙这种连接，就如同叼着自己尾巴的蛇一般。人们即便是村子里那很少的人，也等同于国家、不，是比国家还要大得多的小宇宙。我通过这些语言开始思考历史，从一个国家成立之前的古代直至现代的历史，虽然贯穿这个历史的方法有很多，我还是打算把那位将该历史予以具体化的人物，作为“自古时现身以来，以各种形式在每个时代的人们面前复活重生并拥有巨大力量的人物”进行小说化处理。因此，就创造出了“破坏人”这个人物。
从孩童时代起，我就围绕村子的历史作了很多思考，所以头脑里应当存在着微小而零碎的神话素般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①曾提出“神话素”的想法，他把各国的神话不断分解下去，便发现其形成为一个个很小的基本形态的“神话素”，再把那些神话素加以梳理，就制作出了“构造”。我从孩童时代起，就接受了自己的森林里的“神话素”，并将其加工为故事的形式，放置在自己的内心里养育，然后把那个故事说给妹妹和朋友们听。构思《同时代的游戏》时，我还再次想到，正是这个做法使得自己后来成了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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