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德被她话语中流露出的庸俗唯物主义惹恼了。
“当然是，或多或少是这样，”他反击道。“如果我从一个人的头上摘走他的帽子，那帽子就变成了自由的象征。当他奋起夺回他的帽子时，他就是在为夺回自由而斗争。”
赫麦妮感到不知所措了。
“错是没错，”她恼火地说，“可想象出一个事例来进行争论算不得是真诚吧？没有哪个人会过来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的，会吗？”
“那是因为刑法制止了他这样做。”杰拉德说。
“不对，”伯金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想要我的帽子。”
“那只是观点问题。”杰拉德说。
“也许是帽子的问题。”新郎官笑道。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他想要我的帽子”，伯金说，“可以肯定说，我可以决断失去帽子还是失去自由的损失更大。我是个自由的毫无牵挂的人，如果我被迫去打架，我失去的就是自由。这是个哪一样对我来说价值更大的问题，是我行为的自由还是帽子的失去？”
“对，”赫麦妮奇怪地望着伯金说，“对。”
“那么，你允许有人过来夺走你头上的帽子吗？”新娘问赫麦妮。
这位高大、身板挺直的女人渐渐转过身来，似乎对这位插话人的问题麻木不仁。
“不，”她答道，那语调缓慢，似乎不是人的声音，那腔调中分明隐藏着一丝儿窃笑。“不，我不会让任何人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
“可你怎么防止他这样做呢？”杰拉德问。
“我不知道，或许我会杀了他，”赫麦妮声调缓慢地说。
她的话音儿里隐藏着一声奇怪的窃笑，举止上带有一种威慑，自信的幽默。
“当然，”杰拉德说，“我可以理解卢伯特的想法。对他来说，问题是他的帽子重要还是他心境的安宁重要。”
“是身心的安宁。”伯金说。
“好，随你怎么说吧，”杰拉德说，“可是你怎么能以此来解决一个民族的问题呢？”
“上帝保佑我，”伯金笑道。
“可要让你真去解决问题呢？”杰拉德坚持说。
“如果民族的王冠是一顶旧帽子，窃贼就可以摘走它。”
“可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的王冠能是一顶旧帽子吗？”杰拉德坚持说。
“肯定是，我相信，”伯金说。
“我还不太能肯定，”杰拉德说。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卢伯特，”赫麦妮说。
“好吧，”伯金说。
“我十分赞成说民族的王冠是一顶旧帽子的说法。”杰拉德笑道。
“你戴上它就象个傻瓜一样。”迪安娜说。迪安娜是他十几岁的小妹妹，说话很冒失。
“我们真无法理解这些破帽子。”劳拉-克里奇叫道，“别说了吧，杰拉德，我们要祝酒了，咱们祝酒吧。满上，满上，好，干杯！祝酒词！祝酒词！”
伯金目睹着他的杯子让人斟满了香槟酒，脑子里还想着种族与民族灭亡的问题。泡沫溢出了酒杯，斟酒的人忙往后倾斜了身体。看到新鲜的香槟酒，伯金突然感到一阵干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屋里的气氛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感到心头压抑得很。
“我是偶然为之还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自问着。他得出结论，用个庸俗的词来形容，他这样做是出自“偶然的目的性”。他扫视了一下走过来的男仆，发现他走起路来静悄悄的，态度冷漠，怀有侍从那种不满情绪。伯金发现自己厌恶祝酒、讨厌男仆、讨厌集会，甚至讨厌人类。待他起身祝酒时，不知为什么他竟感到些儿恶心。
终于结束了，这顿饭。几位男士散步来到花园里。这里有一块草坪，摆着几个花坛，小小的花园边上隔着一道铁栅栏。这儿的景色颇为宜人，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条林荫公路沿着山下的湖泊蜿蜒而至。春光明媚，水波潋滟。湖对面的林子呈现出棕色，溶满了生机。一群漂亮的泽西种乳牛来到铁栅栏前，光滑的嘴和鼻子中喷着粗气，可能是盼望人们给面包干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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