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蒲国出来时，作为条件答应了“不适卫”，并在神面前发了誓，这才被允许出蒲国。但是孔子仍去了卫国。子贡问孔子说：“能违背誓约吗？”孔子听后坦然答道：“因是盟约(强迫的誓约)违背也无妨”。
墨子在《墨子·非儒篇》中指责孔子：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简单地说成“贼”，这大概指革新官僚集团那类人吧。即便如此，也可明显地看出这是将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他人。
儒家的招牌之一是“仁”字，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卜辞和金文中都没找到这个字。仁，也许是春秋时代的新词语。这个字在孔子时代大概就已存在，但时至今日我们理解“仁”的概念却可能是孔子创造的。他虽说“述而不作”，但除将周公及周国理想化以外，孔子还是创作了不少东西。康有为(1858—1927)对孔子做了“托古改制”的评论。确实孔子有这种强词夺理的行为，这说明孔子颇有强悍的凤的一面。
孔子虽是龙凤式的人物，但以孔子为例却不得不让我踌躇不前。孔子被人们称为至圣，是最高理想的人物。因此，他在凤的时代以凤的姿态出现，在龙的时代又被润色成龙的形象。汉武帝时代写成的《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孔子，与新政王莽时期从密库中公布于世的《春秋左氏传》中的孔子形象，两者相差甚远。不仅如此，孔子从出生前就已被弟子们装饰起来，要完全消除这些理想化的装饰性外衣，我不得不自叹力不从心。
作为对中国发展至今有贡献的人物，现代史学家夏曾佑列举了孔子、秦始皇、汉武帝这三位。中国的“教”由孔子所形成，“政”始于秦始皇，“境”则由汉武帝奠定基础。
教，即指中国的思想、精神，由孔子集大成的说法似乎有些过分。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但对儒家将中国应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渗透到人们意识中的功绩，我们必须给予高度评价。
道家尊崇“小国寡民”的理想乡，如按道家思想所为，中国恐怕会形成数百个国家。
名家偏重观念论，由于正名纠正名分，使名与实一致。颇有把握时代精神的功绩。然而，无奈的是名家即使培养了几名雄辩家，他们也远离政治。
法家离政治最近，可偏重技巧。儒家的政治技巧不如法家那样精细，但由于强调了精神方面，影响的范围更广泛。
在前面，我将拥戴盟主的古代部族联盟用原始国家一词来表示。处于盟主地位的农耕部族，让奴隶从事农耕，自己居住在城郭里，构成了都市国家的形式。《尚书·酒浩篇》中所谓殷的“五服”是指以城郭为中心，在周围同心圆里居住的五个阶层旗下的部族，即侯、甸、男、采、卫。住在离城郭最近地方的是与盟主部族关系最亲近的“侯”，稍远地方住的部族是“甸”，与侯相比处于略微疏远的关系中。
这种“五服”形式是他们意识中的天下，其面积如从整个中国来看微乎其微，只是黄河中部流域一带的弹丸之地。
这个天下在不断地扩大，过于扩张就会产生分裂，分裂后又会出现几个附属中心。
春秋战国正是这样的时代。将这种时代视为中国的混乱期，或者衰退期是错误的。周王朝也许是不安定的，可从整个中国来看，文明圈扩大后，一个盟主部族就无法控制了。这不是衰退期，而是充满活力的成长期。
在各地方的中心，一旦形成几个城郭城市，就能从中央王朝获得半独立的权力，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五服”，从而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这个时期不是混乱期，应称为顺从扩张的调整期。
虽说是战国时代，却没有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社会意外地安定。学术和艺术的发达使诸子百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工商业繁荣，技术进步。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安定，就不会出现这种景象。
最后，西部落后的秦国实施了灌溉工程和运河建设等富国强兵的政策，成为强大的国家，终于统一了天下。
如果秦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不思进取的话，那么局面将呈胶着状态，一半的国家并存，中国就会出现现在欧洲似的状态。
秦的始皇帝，就是凤中之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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