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横至极的宦官政权，自然引起士大夫的反抗。被去势的宦官中不乏暴虐倾向者，弹压反抗的士大夫，其手段残忍无比。洛阳太学有三万名学生，诸葛兄弟列名其中，但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权贵子弟。血气方刚的这批人当然站在反宦官的第一线，其中既有出自单纯理念而高举反宦官风潮的旗帜者，也有因要职为宦官所夺而对此反击的志在攀升者。
当时还没有科举这种考试用人的制度，官吏采取推荐制。有推荐资格的人必须是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之流，和地方郡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然而，由于宦官势力扩张，宦官也被赐予推荐权。不过，甘愿接受宦官推荐的人通常也不是什么善类。有时宦官甚至推荐自己的佣人、奴隶去担任县令等级的官职。
士大夫阶级的危机感日益强烈。科举以前官吏的录用称为“孝廉”，推举所谓孝顺且清廉的人物。这种德操是无法像纸上考试那般评出分数的，主要依赖众人的评价。太学学生反宦官风潮之所以流于过激，是因为有的人想借此引人注目，不引人注目便无法博取评价。
刚直之士李膺，担任司隶校尉(负责京都治安，为二千石之官)时曾经处死权势宦官之弟，而遭宦官憎恨，终被以“勾结徒党，诽谤朝廷”的罪名逮捕。被视为其徒党者有二百余人亦遭逮捕。时间在延熹九年(166年)，即孔明出世前十五年。
然而逮捕李膺众人兹事体大。在审理阶段，宦官的胡作非为逐一被曝光，只要一查李膺众人的“犯行”，便可知道处罚他们的宦官干了何等勾当。事关宦官的恶行，“冤狱”之声不胫而走。最后，被逮捕者释放，而以终身禁锢于其原籍地结案。此即“党锢之祸”。
禁锢只意味不得录用为官，并没监禁。他们虽被宦官称为“党人”，但士大夫方面却兴起以被捕为荣的风潮。某位将军甚至因没被逮捕而自觉羞愧，遂供称自己推荐的人系党人，要求尽速将其逮捕。
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对反宦官运动的弹压，但三年后发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则肇因于诛杀宦官的密谋走漏风声。宦官方面认为这是第一次处分过轻所致，于是这次断然酷杀一百余人，党人五等亲以内或门第任官者一律解职禁锢。
一旦下狱即受到残酷的拷打，被套上首枷、手铐、脚镣，蒙受阶下之辱。手段之残忍远非外人所能想象。
诸葛玄的同窗中，有四人因党人之名遭到处刑、暗杀。而其中一名同窗王勉系接受宦官推荐就任官职，为宦官效劳，成为党人报复的对象，而被暗杀的。
“哥哥说今后的日子可能愈来愈糟、愈黑暗，希望这孩子能带来光明。但愿这不仅仅是希望而已。”
诸葛玄边将信搁在桌上边说道。妻子深深点了几次头，喃喃道：“但愿这孩子能幸福。”
诸葛玄夫妇膝下并无子嗣。
四
诸葛孔明(5)生于宦官弄权、以恐怖政策压制士大夫的时代。
这是孝廉失色、铜臭弥漫的时代。万事金钱第一。宦官一直被众人视为废人、怪物，自然没什么廉耻心，因此也不刻意掩饰对金钱的贪爱。他们*裸地表露贪欲，周遭的人也不以为异。
灵帝在西园卖爵、在西园开店做买卖的离奇行为，和时代的风气不无关系。灵帝生长在铜臭时代中，可能也认为自己的行为理所当然。
然而，虽说洛阳一片铜臭味，地方却还存有士大夫的骨气。
孔明于阳都出生，但不久即被带去父亲任职的泰山，在父母身边度过幼年时期。母亲章氏由于健康欠佳，常卧病床。孔明九岁的时候失去母亲。其兄诸葛瑾正在洛阳游学，未及赶上母亲的临终。
对少年诸葛孔明(5)而言，没有比母亲去世更严重的事情了。然而，早在这之前，他所居住的国度已经进入了激荡期。
黄巾之乱发生在光和七年(十二月改元为中平，公元184年)，当时孔明虚岁才四岁。
没有道义、理念的宦官政治岂能治理国家？露骨的金钱至上的政治，在人民心中无疑是无血无泪的剥削政治，而蒙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当然也愈来愈多。
众人既然对政治不抱理念，便只有追求信仰上的寄托。于是，原本为西域人所信仰的佛教，慢慢地受到国人的注意。自古相传的老庄思想也受到佛教影响，逐渐体系化。信徒们组织教团保护自己，并开始思索如何对抗不可理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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