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这就是天下第一豪杰吗？……
滔天日后在书中写着对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感到很失望。
两人开始用笔谈交换意见。孙文的双眼闪闪发光，内蕴的热情如激流般急涌而出。
这让滔天对英雄的期待由失望转为欢喜。
——对了，这才是四百余州引颈期盼的英雄啊！……
滔天感动得几乎落泪。此人和南方熊楠似乎具有极相似的气质。
对于南方要将西洋人全部逐出境外的想法，孙文曾说过那决不可设为最终的愿望。在追求大同这一理想的过程中，“反西洋人”或“反清革命”在所难免，但终极目标则必须是将之扬弃的境界。
从西医书院时代起，孙文便苦心研究过黑格尔。在说服他人时，他的思路井然有序。
思路井然有序的外在象征显现在孙文的身上，尤其是在进行笔谈时的身影更加令人折服。
滔天之前去过中国，曾和许多人进行笔谈，这些人当中比孙文字写得漂亮的多得是。有些人下笔立刻就名句不断出现，也有些人具有“举人”资格，更有些是盯着笔直瞧的洪门首领。但这些人不知何故都让他觉得“矫饰做作”。
而身穿睡衣的孙文则丝毫没有矫饰做作之气，想说什么就写下什么——仅此而已。
日后孙文与滔天的长期友谊就从此刻展开。这时陈少白并不在场，而是去了台湾。
在重阳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会员杨心如逃往台湾。他是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的堂弟。逃往台湾的人非仅他一人。台湾刚割让给日本，对反清起义的残党而言是块较易逃亡之地。
若留在清朝的领土，他们有遭逮捕处决的危险。就算是在香港，孙文也被禁止在五年内居留，对反清分子而言，未必是个安全之地。
从这点来看，反清分子倒是可以昂首阔步行走于刚纳入日本掌中的台湾土地。为了与藏身于台北永乐町某外国人商社内的杨心如取得联络，陈少白才去到台湾。
根据所签订的和谈条约，台湾的居民皆成了日本帝国的臣民。但若此时人不在台湾，即使家在台湾也不算是日本人，日后即使归来也只算是居留此地的大清国人，也就是被视为华侨。
即使是兄弟，若兄长赴厦门办事，弟弟留在台湾的家中，等到日后兄长归来仍是大清国人，而弟弟则拥有日本国籍。
和谈时人不在台湾的杨心如和陈少白当然被视为是华侨。
后来与起义失败而逃至此地的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取得联系，并设立兴中会台湾分会后，陈少白便又返回日本。在滔天拜访孙文之时，少白人正好在台湾，但那只是一段短期旅行。
先在横滨安顿下来后，孙文随即又转至东京居住。宫崎滔天等日本同志代为介绍的财政界重要人士大多居住在东京。
孙文先是住在银座的旅馆。此时大清国政府通过驻日公使馆要求将孙文驱逐出境。
大清国驻日公使自甲午之役（日清战争）后一直由汉军旗人裕庚担任。之前孙文刚从香港亡命出奔时，裕庚也才刚到任，因尚要处理败战问题（赔偿等事宜），故虽也曾提出驱逐出境的要求，但仅是做做样子而已。此次则是比前一次更严厉的要求，而比这种正面要求更可怕的是暗地里的刺客。
受到伦敦事件的教训后，孙文比以前更加小心行事。虽是如此，日本同志中仍有人对宫崎滔天表示不满：
——孙文明明得到教训，却又处处露出空子，这未免太小看清朝当局了吧。清朝或许是在覆亡前夕，但也正因如此，反倒可能使尽全力一搏呢！
孙文必须同时对抗清朝的表面权威和暗地谋略。日本的官员也未必个个都是秉持着善意的中立想法。有些日本人甚至认为，万一到了紧要时刻，可将孙文出卖给清朝，这样对日本更为有利。
“总之他是客人，只能自求多福。”
滔天一概如此说道。
孙文使用日本式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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