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索尔兹伯里首相坚持光荣的孤立主义之情况下，也难怪李、孙二人的合作未能获得英国的支持。两年后的日英同盟亦是在格莱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成为外相之后方才有实现的可能。
李鸿章是在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搭招商局的安平号去香港，隔天的十八日便出发赴上海。
在香港仪仗队的列队欢迎及十七响礼炮之下，李上岸礼貌性地拜会了香港总督卜力。他在香港仅停留了一晚。
孙文等人所搭的“佐渡丸”在七月十六日抵香港，于二十日朝日本驶去。
孙文和李鸿章在香港停留的日期相重叠，但两人并未碰面。孙文当时尚未获解除入境限制。
在“佐渡丸”上，孙文等人召开了会议讨论下次的起义行动。
“情势并不差。起义地点选在惠州，弼臣（郑士良）对惠州了如指掌。那一带的会党也与他相熟。在广州则由史坚如和邓荫南做呼应。民政之事就交给毕永年吧！”
孙文分配了任务给众人。
至于起义的日期，则由宫崎滔天提出立刻发难的意见。
“这种事一想到就得立即进行。”
宫崎坚持立刻发难的论调。
“那么要如何暗中通过那个呢？”
孙文指着海上一艘像是炮舰的身影，用英语如此说道。
“佐渡丸”的近处不仅有大清国的炮舰，尚有许多埋伏在暗中的密探。
“嗯，终究还是得从长计议吗？”
宫崎滔天仰望着天空。
要说心急，孙文可跟宫崎同样没有耐性。
在起义地点的惠州，郑士良已在三洲田这地方建立好一处基地。该地就在现今的经济特区深圳附近，离被称为海贼窟的大鹏湾也不远。
在该基地已经集结以会党为主的六百名人员，随时可揭竿起兵。然而，因准备的时机过早，结果发生粮食不足的状况，导致仅留存八十人，其余皆潜伏至附近的农村里头。
为了保密，有时会暂时拘留在附近出没的樵夫和牧人，不料这样反倒产生此处聚集了几千几万名军队的流言。
三洲田的众同志等得极不耐烦。
在希望尽早起义这一点上，孙文决不落于人后。但他还是返回了日本，雌伏约一个月之久。
八月二十二日，孙文悄悄从横滨搭上赴上海的船只。然而，最后还是得搭九月一日的船从上海又折回日本。因为就在孙文离开横滨的那天，有“自立军”这支叛军起义失败，其干部唐才常等十一人即日在武昌遭处决。以西太后为首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权贵们全逃离北京，往西安亡命。
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乱事扩大，对自立军相关人员采取了逮捕即处决的非常手段。
倘若叛军有后援，则此援军必当经过上海或广州。孙文已经在上海登陆，但看到上海的警戒程度超乎想象，不禁大吃一惊。
——台湾！
宫崎简单地写下这二字。
凡知道起义重点者，光看到这地名便够了。
这是只有干部才知晓的极机密计划。计划概要是突然宣布南方六省独立，并期待全国各地能响应之。
五年前的起义是在广州点火，但火未燃起而告失败。从这次失败之中必须学得一些教训。
孙文并非坚持要在自己的出身地广东进行起义。确实广东是熟知之地，人脉也广，但也并非一定要在此地。他在写给宫崎的信中也数次提道：
——离中原太远。
只要能让火烧起来，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点火都无妨，未必就一定要选广东。最好是一处能安心准备燃料的地方。
那就选在清朝官府鞭长莫及之处。香港也可以，但该地在传统上又有间谍活动盛行。最好的地方还是台湾。更何况，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对孙文等人的运动似乎又能理解。
当然，儿玉和后藤之所以支持孙文，还是着眼于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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