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德离椅而起，气得满脸通红。他一声不吭地大步走出办公室，随手把门砰地带上了。
院长像过去多少次一样，提醒自己说，他职责的一部分就是心平气和地同那些急躁而有才华的人打交道，他们为人行事往往不可理喻。于是他就回到其他工作上去了。
洛德博士可不像院长，他忘不掉这件事。他脑子里就像录了音，一遍又一遍地把这次谈话放出来，使他越来越痛苦和愤怒，最后他变得不单是恨哈里斯一个人，而是恨整个大学。
洛德怀疑——即使这事在会见中没有提到——他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必须做点小修改一事，与他这次被回绝有关。这怀疑更加使他怒不可遏。因为在他看来，这比起他在学术上的总成绩来简直微不足道。不错，他甚至自己也承认，他知道那些错误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确不耐心，过于急切，过于匆忙。在绝对最短暂的一刹那，他让自己对结果所抱的愿望占了上风，放弃了科学的谨慎态度。但从那以后，他发誓再不让任何类似的事情发生了。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他即将发表更正材料。因此，有什么必要把这事考虑进去呢？气量狭小！不成大器！
洛德从来没有想到，批评他的人关心的不是事情本身，包括四年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关心的是他性格中的某些征兆和信号。既然洛德博士缺乏这方面的推想和理解，他的痛苦愈积愈深。
因此，三个月后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的一个代表接近他，并邀请他“过来”——提供职位的婉转用语——他虽没马上同意，但那种反应至少是“也许吧！”
这种接近方式本身并不奇怪。大医药公司总在注意收罗科技人才，密切注视着大学里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如果论文引起医药公司的兴趣，说不定寄去一封祝贺信。然后，通过一些在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召开的学术会议，医药公司的人得以与院校的科学家相遇，而这是良好的接触机会。通过上述所有的方式，而且早在圣安东尼奥会议之前，文森特·洛德这姓名就是医药公司考虑和物色的“目标”。
接着是更具体的洽谈。费尔丁-罗思需要的是一位在他那专业方面具有极高水平的科学家，由其来领导对于类固醇的研究。从一开始，这公司的几位代表就非常尊敬、重视洛德博士，这态度使洛德非常高兴。他把这看成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对比，因为他总觉得在伊大太受怠慢了。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机会使他颇感兴趣。提供的薪水也使他满意——一年一万四千美元，几乎比他在伊大的收入增加一倍。
为洛德说句公道话，他对金钱本身的兴趣几乎和他对食物的兴趣一样小。他个人的需求很简单：在大学里的收入从来就没使他感到难以维持生活。
但是医药公司给的待遇对他又是一种恭维——承认他的价值。
考虑了两个星期以后，洛德博士接受了公司的职位，他尽可能少地与人告别后，突然离开了伊州大学，于一九五七年九月起在费尔丁-罗思任职。
差不多就在他刚来公司时，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十一月初，这家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在看显微镜时忽然人事不省、死于大面积的脑溢血。洛德既合适又现成，也具备一切必需的资格。于是任命他补上了这个空缺。
如今，三年过去了，洛德博士已牢固地在费尔丁-罗思扎下了根。他继续受到尊重。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才干。他卓有成效地管理着研究部，外来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洛德由于性格关系有个人烦恼，他和研究部的人相处得却不错。同样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换了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都会心满意足。但洛德可不同，他永远有那种回顾往事的并发症：对于早已作出的决定疑疑惑惑地进行自我反省。对伊州大学不肯晋升他为副教授一事依旧耿耿于怀，其愤怒和痛苦的程度并不稍减。就是在目前他也有烦恼，起码他认为有。他怀疑研究部以外的本公司人员。是否有人在暗中跟他过不去呢？有那么几个人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其中之一就是那雄心勃勃的女人。西莉亚·乔丹未免太出风头了。他对她的提升感到不快。他把她看成是自己在权势和威望方面的竞争对手。
他希望，总存在这么一个可能性：乔丹那娼妇由于做事过了头而倒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惜，就洛德博士而论，这事还不可能马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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