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他草就了一张给哈维·沃伦德的短函。“引证一些事例，证明当反对党在台上时，也曾完全照我们现在的办法行事。如果你没有具体的事例的话，指示你的部里迅速把这些情报送到这里来。”他把便函折好，唤来一名侍者，由他转交给移民部长。
片刻之后，哈维·沃伦德扭头朝总理点了点头，并且手碰了碰摆放在面前写字台上的几份文件夹中的一份。好，豪登心中暗想，就应该这样。一名出色的高级助手事先总能向他的部长作些简要的指点。
博纳·戴茨仍在继续说道：“……在这一‘不信任’的动议中……目前的一个例子是，人道主义的考虑和人权被不负责任地忽略了。”
戴茨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反对党那边传来了一阵捶桌子的声音。在政府这一面，一名后座议员喊道：“我希望我们把你也给忽略了。”
反对党领袖犹豫了片刻。
对于众议院里的粗暴无礼和混乱，博纳·戴茨从来就不喜欢。自从几年前他刚当选为国会议员以来，他一直认为众议院象是一个运动竞技场，在这里各竞争队每日每刻都在企图占对方的便宜。这里的行为规则简单得连3岁顽童都能理解：如果某一措施对自己的党有利，那么这一措施自然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一措施不是对你的党有利，而是对别的党有利，那么这一措施自然就成为错误的。两者之间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同样，怀疑你自己的党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或是想知道你的对手是否有一两次可能是正确的或是比自己明智的，这都将被认为是对本党的不满和不忠。
戴茨这位学者和知识分子还震惊地发现，对党的真正忠诚还包括：为支持自己的党僚而敲打桌面，象精力旺盛的男孩子们那样嘲笑、起哄，以及用起哄来反击议会大厅的另一端的政党的哄笑。有时他们表现的还不及那些孩子们有学识，有涵养。早在博纳·戴茨还未当选为反对党的领袖时，他就学会了两样本领，只是他在这样做时，内心总有一种辗转不安的感觉。
对方刚才有人曾喊道：“我希望把你也给忽略了。”
他本能的反应是不去理睬这一粗鲁无礼，荒谬愚蠢的干扰。但他知道，他的支持者们是希望他做出报复性的反应。因此他反击道：“尊敬的议员先生的希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所支持的政府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已经忽略了很多事情了。”他用手指着议会大厅的另一端，指责道：“但加拿大国民的良心再也不能被忽略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并不太有力，博纳·戴茨内心这样想到。他猜想如果让总理这个擅长巧辩的人来反击的话，他会表现得更出色。但至少他的反击举动已经赢得了坐在他后面的同僚们一阵敲击桌子的支持。
这时，对方的反应是一阵嘲笑和喊叫。“嗬，嗬。”“你就是我们的良心吗？”
“静一静！静一静！”议长站在那里高声喊道，同时戴上了他那顶三角帽。一两分钟后骚动平息了。
“我刚才提到了加拿大国民的良心，”博纳·戴茨宣布道，“让我告诉你们这种良心告诉我些什么。它告诉我，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同时也是人口最稀少的民族。然而我们的政府却通过部长告知我们说，我们这里就连再容纳一个不幸的人的空间也没有了……”
在反对党领袖大脑的另一边，他知道他现在的用词是不顾一切后果的。把这种感情毫不隐晦地记录在案是很危险的。因为无论哪个执政党都会发现，要求限制移民的政治压力是不能被忽视的。戴茨知道，总有一天，他会为自己今天这种强烈的词句感到懊悔的。
但有时——这次就是一次——政治的妥协，冗长的拐弯抹角的发言使他烦恼、生厌。今天就这一次，他要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所相信的，管他后果怎样！
他看到记者席上的人都俯下了身子。
为了替亨利·杜瓦尔这个他从来未见过面的小人物辩护，博纳·戴茨继续在议会上作着发言。
在中间通道的那一面，杰姆斯·豪登漫不经心地听着。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一真在看着大厅的南端陡峭地排列在女宾席下方的那只大钟。今天女宾席上四分之三的座位被占满了。他知道再过一会就会有四分之一的记者离开会场，用电话或电报向他们的报社发送稿子，为的是赶各自报纸下午版的截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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