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后的界限临近，他们将随时可能离去，此时豪登在仔细地倾听着，他在等待着某个机会……
博纳·戴茨宣布说：“当然，有时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重于那些法律条款。”
总理站了起来。“议长先生，反对党领袖允许提个问题吗？”
博纳·戴茨犹豫了一下。但这是很正当的要求，使他无法拒绝。他简洁地答道：“可以。”
豪登冷不防措辞严谨地发问道：“反对党的领袖是否在暗示说，政府应该忽视法律，忽视这一由国会通过的国法……”
他的话被来自反对党那边的减叫声所打断。“问题，问题！”“滚开！”“这是在发言！”他的支持者也发出了反击的喊叫，“静一静！”“注意听提问！”“你们害怕什么？”已经坐回自己座位上的博纳·戴茨重新站了起来。
“我就要说到问题的关键了，”总理大声宣布道，他将声音提到能压倒其他人的高度。“其实这很简单。”他停了一下，等待着相对的安静。当安静到来时，他继继说道：“按照我们自己的法律，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亨利·杜瓦尔是无法进入加拿大的，这一点显而易见。我想问一下反对党的领袖，他是否同意把这一问题送呈联合国。同时我可以宣布，无论如何本政府打算立刻将这一问题提请联合国的注意……”
喧闹声立刻又爆发了出来。大厅里再次回荡着叫喊声，谴责声和反谴责声。议长此时站了起来，但他的声音已被喧闹压倒。博纳·戴茨正视着总理，他的脸色通红，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烈火。他气愤地喊道：“这是一种手段——”
的确是一种手段。
在记者席上，记者纷纷离开座位，匆匆朝外跑去。豪登打断对方的话并进行反击的时机都是精确地计算好的……
杰姆斯·豪登可以想像得到，现在记者们即将打出的电话或拍出的电报的第一句话将是：总理今天在众议院上透露，那个没有国籍的亨利·杜瓦尔事件将被送交联合国。加拿大通讯社和美国合众社或许已经发出了12点半钟的新闻简报：“杜瓦尔事件将送交联合国——总理”电传打字机卡嗒卡嗒不停地响着，正兴奋地寻找着新的角度、倍感时间紧迫的编辑们将把这句话作为新闻报道的标题。至于反对党的攻击；博纳·戴茨的发言当然都将被提及，但将处于次要的地位。
总理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写了一张便函给阿瑟·莱克星敦，上面只写着：“写一封信。”如果以后有人询问，他就能够解释说送交联合国的提案已交外交部去完成了。
博纳·戴茨又重新开始了他被打断了的发言。但好象气流的源头已被分散，影响力也不大了。杰姆斯·豪登对此很清楚；他猜测戴茨可能也清楚这一点。
很久以前，总理曾经有一度很喜欢并尊敬博纳·戴茨，尽管两个政党之间的鸿沟将他们分开。反对党的这位领袖看来为人正直、性格深沉，一切言行都真诚一致，很难使人不敬佩。但后来豪登的态度改变了，直到至今，每当他想起博纳·戴茨就有一种轻蔑的感觉。
发生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戴茨作为一名反对党领袖的能力。豪登知道有许多次博纳·戴茨在具体的问题上没有乘机利用和攻击杰姆斯·豪登本人的一些弱点。有时这种行动——或叫作不善于采取行动——大概表明了戴茨理智的抑制，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领袖的作用就是去领导，无论何时机会出现了，他都要用铁石般的心肠冷酷无情地利用它。党派的政治不是懦夫的事业，通向权力的路上必然撒满破灭的希望和其他人的野心的外壳。
博纳·戴茨缺少的正是冷酷无情。
他还有其它品质：才智和学问，洞察力和远见，耐力和魅力。但所有这些品质从来没能使他成为杰姆斯·豪登的对手，至少看起来是如此。
豪登想，假设博纳·戴茨是总理，根本无法想象他能左右内阁，控制众议院，并象自己刚才所做的那样——利用计谋，佯攻和迅速行动在辩论中获得战略上的优势。
但在华盛顿会怎么样呢？面对美国总统和他那难以对付的助手，反对党的领袖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并能带着与豪登所获得的一样多的成果离开华盛顿吗？戴茨很可能会更理智些，从未象豪登那样强硬，但到最终也只能落得个失多得少的结局。而这种现象在将来还会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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