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屈服于这种荒谬的、不相称的公众抗议，他顽固地想道。在渥太华机场上蒙受的耻辱仍使他心头隐隐作痛。即使抛开哈维·沃伦德的威胁说，在现在作出让步也会显得太软弱、太可笑了。作为总理，他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已经尽人皆知；显然不能随随便便不算数了吧。
阿兰·梅特兰德还在争辩。“亨利·杜瓦尔现在是在温哥华，而不是在匈牙利、或埃塞俄比亚或中国，总理先生。他就在这里。”他略带悲伤地说道，“而据说在这里，那些地位低下的人能获得新生。”
地位低下的人。杰姆斯·豪登一时不安地想起了那所孤儿院。也是多亏了一个人，一个他自己的阿兰·梅特兰德，使他赢得了外部世界的意外机会。但至少他出生在加拿大。他想，这次谈话已经够长了。
“移民法是我国的法律，梅特兰德先生。毫无疑问，它有其缺陷，但它是加拿大人民决定的。根据这一法律，我遗憾地说我对你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会见结束的礼节匆匆地履行完了。豪登站起身来，握着阿兰的手。“请允许我祝你事业成功，”他说道。“也许有一天你会进入政界。我觉得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的。”
阿兰平静地说道：“我不会的，总理先生。政界里令我不喜欢的事情太多了。”
当阿兰·梅特兰德走后，总理又挑了一棒巧克力，若有所思地咬着。过了一会儿，他唤来了行政助理，不耐烦地要看他晚上讲演的稿子。
在温哥华大饭店的候客厅里，丹·奥利夫正在等阿兰·梅特兰德。看见阿兰下来，他满怀希望地问道：“有什么变化吗？”
阿兰摇摇头。
“嗯，”奥利夫欢快地说道，“你的行动使公众继续注意这个案子，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阿兰阴郁地问道：“是吗？你说说，如果政府不肯让步，公众又有什么办法？”
“你没听说吗？公众可以更换政府，这就是办法。”
“啊，那太好了！”阿兰说。“我们就等着大选吧，到那时给亨利·杜瓦尔寄个明信片，把好消息告诉他。但愿我们那时知道他在哪里。”
“走吧，”丹·奥利夫说道。“我开车送你去你的办公室。在路上你还可以给我说说豪登都讲了些什么。”
当阿兰走进办公室时，汤姆·路易斯正在他自己的玻璃隔间里。他和丹·奥利夫一路交谈着，将他送回来后丹就开车走了，大概是回《温哥华邮报》了。阿兰又向汤姆重复了一遍他与总理谈话的内容。
汤姆说：“我看，你一旦咬住了一块骨头，你是决不会松口的。”
阿兰点点头。他在想是不是应该给莎伦打个电话。也许没什么理由要打电话。自从两天前他们通过话以来，他们一直没再通过话。
“对了，”汤姆说道。“你的办公室里有你一件包裹，是司机开车送来的。”
阿兰好奇地走进自己的小间。桌子中间放着一个方形的、用纸包起来的包裹。他打开纸包，拿出一只盒子。他打开盖子，发现在一些软纸下面露出一个泥塑人形，是尊头肩胸像。旁边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想把它塑成克雷默先生，可它还是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请别用针——千万别！爱你的——莎伦。”
他拿起那尊人像，惊喜地发现，它是一尊模仿自己的半身像。
在离总理下榻的温哥华大饭店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威利斯法官正在自己的接待室里踱着步，他已经这样踱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向面目冷峻、严厉、外表镇定的威利斯法官，此时内心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搏斗。
他内心这场战争的战线很明确。一方是他作为法官的道德准则，另一方是他个人的良心。双方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亨利·杜瓦尔。
埃德加·克雷默告诉总理的行政助理说：“杜瓦尔的支持者们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法律步骤可采取了。”
经过一周多的时间寻找法律范例，阿兰·梅特兰德也得出了同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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