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5年的事。
如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的律师生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作为一个炮兵军官，和派往欧洲的加拿大士兵们一起，从1940年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在战争快结束时，已荣获军功十字勋章的威利斯少校作为英军第二军团的联络官，随同第63反坦克团解放了纳粹的贝尔森集中营。
他在贝尔森待了一个月，而他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将永远象幽灵一样伴随着他后来的生活。在那以后许多年，甚至直到现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30天中的经历仍然强烈地、历历在目地进到他的睡梦中。威利斯是个在严厉的外表下有着学者内心世界的敏感的人，当他离开贝尔森时，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要能为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贡献力量，他将不遗余力。
作为一名法官，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他带着疑虑宣判了有罪的被告，而他内心的直觉却告诉他，主犯是社会，而不是哪个人。但也有的时候，对一些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救药的重罪犯，他念其可怜不幸而从轻判处，因为那过去的阴影……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又浮现在了威利斯法官的脑海里。
现在。又是如此。
和“如无反对，即行生效”听证会前一样，亨利·杜瓦尔的命运仍在深深地搅扰着他。
一个被囚禁的人。一个被正当释放的人。
在这两个人之间隔着法官崇高的尊严。
委曲尊严，匡扶正义，他想道。他走到了电话前。
他决不能直接给阿兰打电话，他的谨慎在告诫他至少要做到这一点。但还有别的办法。他可以告诉他以前的律师合伙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此人异常机敏，一定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会立即把信息传递过去，并且不会透露消息的来源。但他的前合伙人是对法官的参与十分反感的人……
威利斯法官叹了口气。他想，搞阴谋，从来没有完美的办法。
电话通了，他高声说道：“我是威利斯。”
电话那端，一个低沉的声音热情地说道：“我真高兴，阁下，真没想到。”
法官急忙打断对方的话：“我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电话。”
对方大笑起来。“你好啊，威利斯？很久没见了。”对方的话音里有着真诚的情感。
“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得聚一聚。”怀疑他们能否会到一块。由于法官特殊的工作，他必须十分孤独地生活。
“嗯，威利斯，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吗？你想起诉什么人吗？”
“不，”威利斯法官说。他从来不善于闲聊。“我想和你说说杜瓦尔案件的事。”
“噢，那个偷乘者的事。我看到你的裁决了。真可惜，不过我看你也没有别的办法。”
“是的，”法官承认道，“没别的办法。不过，年轻的梅特兰德倒是个聪明的年轻律师。”
“我同意，”对方说道。“我想他给我们的职业增添了不少光彩。”
“我听说他们下了大力气寻找判例。”
“据我所听到的，”对方又大笑起来，“梅特兰德和他的合伙人把法律图书馆翻了个底朝上。可惜他们不走运。”
“我倒感到奇怪，”威利斯法官慢慢地说，“他们为什么没去查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告》第34卷1921年，第191页上的‘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我想，根据那个判例，他们得到人身保护令是没有问题的。”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法官可以想像出对方的眉毛挑了起来，似有不满。一会儿，对方用比刚才冷淡了一些的声音问道：“你最好再说一遍那个出处，我没记全。”
他又重复了一遍，一会儿便放下了听筒。威利斯法官想，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的。但他知道，那条信息将被传过去。
他看了看表，然后重又回到桌子上堆积的判决书上工作起来。
4个半小时之后，当黑夜开始降临在城市上空时，那位年轻而瘦弱的书记员站到门口说道：“阁下，梅特兰德先生来申请人身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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