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詹尼插嘴进来，“别这样-里巴唆的，快把你预科生的那副该死的蠢样子收起来——”
“詹尼弗，”卡维累里先生打断了她的话，“你别骂人好不好？这兔崽子可是个客人！”
到吃晚饭的时候（那么多糕点原来只算一顿点心），菲尔想同我认真谈谈了，谈的当然就是那个话题了。也不知他凭的是哪一条古怪道理，他认为他有办法可以使奥利弗第三和第四言归于好。
“我打个电话跟他谈谈，老爷子对老爷子，”他说。
“别打了，菲尔，那是浪费时间。”
“我不能坐在这儿眼看着一个做父亲的不认儿子。我不能不管。”
“对。可我也不认他了呀，菲尔。”
“你这种话我不要听，”他这一下真有点生气了。“父爱是应当珍惜，应当尊重的。那是很难能可贵的。”
“尤其在我家里，”我说。
詹尼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不停地忙着端菜，所以这些谈话她大半没有参加。
“你去给他挂电话，”菲尔又说了一遍。“我来跟他谈。”
“不了，菲尔。我和爸爸之间安的是一条冷线。”
“哎，我说，奥利弗，他会心软的。听我的没错儿，他会心软的。等将来上教堂的时候——”
詹尼这时正端上餐后甜食，一听到这句话，就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向她父亲喊了一声：
“菲尔……？”
“怎么，詹？”
“说到那上教堂的事儿……”
“怎么？”
“嗯——有点相反的意见，菲尔。”
“哦？”卡维累里先生应了一声，立刻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于是就带着歉意转过身来向我说：
“我——呃——也不是一定说非要上天主堂不可，奥利弗。我是说，詹尼弗肯定也跟你说过的，我们是信天主教的。不过我的意思是，上你们的教堂去也一样，奥利弗。我敢担保，这件婚事无论在哪个教堂里办，上帝都会降福的。”
我望了望詹尼，詹尼在通电话的时候显然没有谈过这个关键问题。
“奥利弗，”她解释道，“那么一大堆的事，不能一下子都跟他谈，怕打击太大了。”
“是怎么回事？”那个一向和蔼可亲的卡维累里先生问。“孩子，别怕打击，说吧，说吧。我不怕打击，你们有什么心事就统统倒出来吧。”
怎么偏偏就在这个当儿，我的眼睛会瞟见了卡维累里先生餐室壁架上那个圣母马利亚的瓷像呢？
“是那个上帝降福的事儿，菲尔，”詹尼避开了他的眼光说。
“怎么，詹，怎么？”菲尔问道，他担心他最担心的情况就要发生。
“呃——有点相反的意见，菲尔，”她说。这时她看了看我，向我求援——我也竭力用眼光给她支援。
“上帝也不要？谁家的上帝也不要？”
詹尼点点头表示“是”。
“我来解释一下好吗，菲尔？”我问道。
“请吧。”
“我们俩谁也不信教，菲尔。我们也不愿意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我想，这话是我说的，所以他才忍受了。如果是詹尼说的，他也许就会给她一拳头。可是现在他孤立了，成了外人了。他抬不起眼来，对谁也不看。
“那好吧，”好久好久以后他才说。“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婚礼由谁来办呢？”
“我们来办，”我说。
他看了看女儿，想要证实一下。她点点头。足见我所言不虚。
又经过了好长一阵沉默，他才又说了声：“那好吧。”接下来他就问我，我是将来要做律师的，那么请问这样的婚事算不算——该怎么说？——对，算不算合法呢？
詹尼解释说，我们计划中的婚礼将由大学里的唯一神教派牧帅来主持（菲尔小声说。“啊，牧师！”），到时候新郎和新娘要当着牧师的面相互说几句话。
“新娘也要说话？”他问，那模样儿简直就像这一条——别的事倒无所谓，可就是这一条——会要了他的命似的。
“菲利普，”他的女儿说，“你想想我到哪儿能憋得住不说话啊？”
“这话也是，宝贝儿，”他说着，脸上勉强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我看你是总得说两句。”
我们驱车回坎布里奇时，我问詹尼依她看今天的情况如何。
“OK，”她说。
十
哈佛法学院的副院长威廉-汤普森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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