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呢，”韦瑟比小姐继续说，神秘地向前倾着身子。
“刚好在六点前。”
“哪一天？”
韦瑟比小姐轻轻地叫了一声。
“当然是谋杀的那一天，我没有说吗？”
“我推断得出，”我回答道，“那位太大的名字呢？”
“是以L开头的，”韦瑟比小姐说，把她的头点了好几次。
韦瑟比小姐认为我已经了解到所有的情况，便岔开了话题。我站起身来。
“您不会让警察盘问我吧？”她两手紧抓着我的手时，可怜巴巴地说，“我很不愿意在公开场合露面。更不要说站在法庭上了！”
“在特殊情况下，”我说，“他们让证人坐下的。”
然后，我溜之大吉。
还要去见普赖斯-里德利太太。这位女人说话开门见山。
“我不愿与任何法庭的事儿搀和在一起，”她冷淡地与我握过手后，阴沉地说，“您明白这一点，另外，我碰到了一点需要解释的情况，我想应引起权威人士的注意。”
“此事与莱斯特朗兹太大有关吗？”我问道。
“为什么会呢？”普赖斯-里德利太太冷冷地问道。
她使我甘拜下风。
“事情很简单，”她继续说，“我的女佣克拉拉正站在前门口，她去了那儿有一两分钟——她说是要呼吸新鲜空气。
我得说，很有可能。但她更有可能是要望望那个贩鱼的男孩——她还称他是男孩呢，莽撞无耻的顽童——因为他有十七岁，就这样叫他。他对所有的姑娘都是嬉皮笑脸的。喔，像我说的，她正站在前门口，这时她听到一声喷嚏。”
“是的。”我说，等着听下文。
“完了。我告诉您，她听到一声喷嚏。别对我说，我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可能弄错，这可是克拉拉听到的。她只有十九岁。”
“但是，”我说，“她为什么不会听到喷嚏声呢？”
见我如此迟钝，普赖斯-里德利太太用明显的怜悯目光看着我。
“在谋杀发生的那天，您房里空无一人的时候，她听到了喷嚏声。毫无疑问，凶手正藏在灌木丛里，伺机下手。您要追查的，是一个患感冒的人。”
“或是枯草热患者，”我说。“但事实上，普赖斯-里德利太大，我想这个秘密很容易揭开。我们的女佣玛丽最近在患重感冒。事实上，她的喷嚏叫我们头疼。您的女佣听到的一定是她的喷嚏。”
“那是个男人的喷嚏，”普赖斯-里德利太太肯定地说，“并且，从我们的大门处，您是听不到您的女佣在厨房里打喷嚏的。”
“从你们的大门处，您是听不到任何在书房里打喷嚏的，”我说，“至少我非常怀疑这一点。”
“我说过，这人可能隐藏在灌木丛里，”普赖斯-里德利太太说，“毫无疑问，等克拉拉一进门，他就从前门进去了。”
“哦，当然，那有可能。”我说。
我尽量不让我的声音听起来无动于衷，但我一定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普赖斯-里德利太太突然盯着我。
“我已习惯别人不听我的话，但我也必须提到，将网球拍漫不经心地丢在草地上，又没有装进球拍夹里，是会弄坏网球拍的。而现在，网球拍是很贵的。”
这种旁敲侧击显得不伦不类，完全把我弄糊涂了。
“但也许您不同意。”普赖斯-里德利太太说。
“唱：我当然同意。”
“我很高兴。噢，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与整个这件事脱了干系了。”
她仰靠着身体，闭上眼睛，像一个对这个世界感到厌倦的人。我谢过她，并向她道别。
在门梯处，我斗胆问了克拉拉她的主人说的话。
“完全是真的，先生，我听到了喷嚏。不是普通的喷嚏，一点也不是。”
有关犯罪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普通的。枪声不是普通的枪声。喷嚏不是普通的喷嚏。我想这一定是某个凶手的喷嚏。我问这个姑娘是什么时候，但她很糊涂，她认为是在六点过一刻至六点半之间。不管怎样，“反正是在太大接电话，受到惊吓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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