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北京的某些小街一样，这条小街的两侧也从早到晚停满了车。往往，右侧或左侧还会有停了双排车的时候。幸而小街成为车辆单行街了，却没安探头，所以不管那一套的驾车人往往仍会造成小街上的车辆堵塞现象。
小街上店铺多，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是买东西方便。而买东西方便可以说是生活方便的主项之一。出租方承租方图方便和便宜的居民确乎在一个时期内都有受惠之感。当年也就是2003年时一处门面的年房租才1.8万至2万元，每一处外地人所租的门面都足以解决一户人家的生计问题，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乡农村盖了房或在镇里县里买了房，而租金对出租方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驱逐占道摆摊卖菜的小贩时，居民中的老太太们还很光火，立场完全站在小贩们一边——她们只要方便和便宜，对小街变得多么脏乱差都能包容。
幸而居民的主要成分不仅是她们，否则治理是否属于顺应民意之事还真得两说了。
如今门面租金涨到了每年十万或十一二万。电费由每度5角涨到了1.54元。
不论是那些临街小门面或街后超市里的东西，一切一切都随之涨价了。也可以说，倘一户人家的基本收入没增加，从理论上讲实际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每个烧饼由5角变成1元了。
煎饼卷由2元变成3元5元6元了。
油饼由1元变成2元或2元5角了（甜的）。
菜价也涨得很明显。
理一次发由15元涨到了20元或25元了，买优惠卡20元，否则25元。
按摩由一小时60元变成80元100元120元了。
有些门面撑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糕点房、杂货铺——纷纷关门了。
凡面向少数人或经营货物非属日常消费的门面，基本都撑不下去了。
但饭店并没倒闭，菜铺亦然稳稳当当地存在着。举凡与吃字沾边的生意，一如既往地并不受房租涨价的负面影响。理发铺也不受此影响。男人半月一个月才理一次发，女人最多一年内做两次头发，都对理发铺涨价充分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同样给予开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当年20元如今30元或35元了，许多人就宁肯用家里的洗衣机洗了。
谁爱走谁走，房东是一点儿也没有危机感的。往往是，前人刚走，房子几天后就又租出去了，也许租金还又提了些。而后来者们，大抵是要开饭店的，或卖与“吃”字连在一起的东西。
故小街上的“吃”的经济一直方兴未艾，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
小街两端各有一家复印社——东家也有照快相的业务，西家兼制各种材质（主要是塑料或油布）的广告招牌，东家所受影响不大；西家从2015年起，已减少了1／3左右的招牌制作业务。这乃因为，凡制招牌的，都是由于店铺需要，而只要开的不是理发店或与卖吃的不沾边，那么就很难坚持得下去。
在不远处的翠微商场那样的较大商场情形也类似。每日一开门，人们蜂拥而至，两个小时内一层顾客多多——一层的一半是食品区；卖首饰、化妆品的另一半极为冷清。
卖服装的二层、卖家电的三层都难得一见顾客的身影，售货员们显得百无聊赖。这情形也有两三年了。
吃、玩（包括旅游）、下一代的抚养成本、自身之健康成本（包括医药费）——拉动内需，基本靠国人此四方面之消费。
房地产和汽车业拉动GDP的功能乃“双刃剑”，有时体现为饮鸩止渴，无须赘述。
广场舞现象主要非是歌舞升平的所谓“盛世”现象，乃体现于底层民众心理的“盛世”危机现象，是降低健康成本的零消费民间方式。
电影业票房近年的快速增长，可归于娱乐消费的“舍得”意识。
对于境外旅游的中国人往往成为外国的“暴购”团，爱国之人士每大发惊诧议论，责备有钱为什么不花在国内呢？——其实，那些中国人在国外的“舍得”消费，除了外国的商品质量确优，性价比往往还低于国内，也还有“玩”得尽兴与否的心理在左右他们。在外国特“舍得”地消费几次，能更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到此一游”游得潇洒的良好感觉。
当然，仅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为拉动国家的内需做贡献，给力的程度是太不够了。
还靠什么呢？
我也想不出来。
纵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大多数国家的内需GDP其实也主要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次发达国家相比，不同在于，前者一向在谋求多挣外国人的钱，而且往往做到了。而后者只能一个时期内做到，难以一向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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