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在前者，出口创汇才是GDP增长的大头，内需是保底的。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出口创汇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何时君再来”尚不可知，估计不会很快又来了。
对于中国，拉动内需也开始是“保底”时代了。
就目前看，普遍中国人的内需品质总体上还相当低下，但好在有近十四亿人口，基数大，将GDP增长的底兜住一个时期似应不成问题。
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是如何抑制增长过快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下滑过快的问题。
若在以后的三四年里，我国GDP增长指数降到6％以下，我是不会吃惊的。若六七年后逐渐降至5％，但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我以为也不必沮丧。
因为那将仍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足以使人另眼相看的现象。
我们中国应从经济高速增长的快意中清醒过来，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冷静地面对增长缓速下降的事实，尽量使下降较长期停止于某一个安全点。
这是我对于“新常态”的超前解读，并自认为并未超前多少。
至于那会使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目标何时实现，我觉得可以先放一放这想头。
有比、赶、超的目标自然很好，但有时放一放远大目标，将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抓住，逐步予以解决，不但明智，而且也很好。
2016年8月22日于北京
一
197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底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2002年调到北京语言大学至今。虽已身在大学快15年了，却并没完全地不再关注中国之电影和电视剧事业的发展趋势——在大学讲文学现象时，往往也讲到影视现象。不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毕业论文选择中国影视研究方向的不少。
1980年起，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文革”后的“复苏”时期，大师云集，有一千几百名员工号称中国电影业“龙头老大”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十年内最多时也就年度完成十二三部电影而已。
“复苏”时期有过乐观情况——当年任何一部新电影都要向关系单位赠送关系票，厂内各部门往往因分到的关系票多少产生意见，皆抱怨本部门的关系票不够赠送。
二
20世纪80年代从始至终，举凡一切认为文学艺术应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之责任的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诗人，电影或戏剧编导几乎都近于本能地涉及过“反思”题材，根本不曾涉及的肯定是少数。
都刚刚经历过“文革”，耳闻目睹使人悲令人怒的事林林总总，完全不想形成文学艺术化的作品，实在违反本能。
然“反思”深了，呈现失当，便会被批判为“缺德派”沦为镖靶，遭“歌德派”围剿。
文化艺术监管部门的同志也每每恼火，认为“缺德派”甚不懂事，不安生。
若一切文化艺术门类的反思与批判蔚然成风，遥相呼应，对于当时遍体鳞伤的中国后果注定严峻。
故“守门员”们认为自己更加责任重大。
两类不同的责任动物，都觉得对方是最不可爱的人。
而政治人士们，则认为“反思”这个忙文学艺术家们已帮到位了，再一意孤行就是成心捣乱；他们急欲排除干扰做更要紧的事。
整个80年代，因为电影的受众面大，审查尤其严格，比之于文学，可圈可点的作品自然更为有限。
80年代末，我读过一位与我算是“同一茬”的作家的创作谈，对其中一段印象深刻——“不用谁来限制了，对于以文学的方式载超负荷的政治反思，我真的已经累了——我要对责任感说抱歉了！”
那一种累，搞电影的人更有体会。
并且，到了80年代末，“反思”虽仍表浅（或也正由于表浅），但是普遍的中国人，已都希望文学艺术快来关注现实了。
故中国电影总体上与“反思”说“拜拜”，开始了现实题材的“开发”热。
三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电影的颓势一年甚于一年。
首先是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电视节目开始多样化以及电影院的普遍老旧——除非口碑甚佳的电影，否则人们不能对自己给出不坐在家里看电视而偏去离家不近甚至挺远的电影院看一场各方面都很寻常的电影的理由。
并且，90年代之青年，大抵是70年代人和60年代人中的小字辈。在他们的成长阶段，人与书的亲情是主要的文化现象。他们中喜欢读书的人多，而这样的人，是不太会成为追星族的。即使有追星倾向，也不怎么会因而便非看某电影明星主演的电影。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梁晓声